五彩瓷器是中国陶瓷艺术的珍品。成熟于明代，据《陶雅》上说：“康熙硬彩，雍正软彩。”又据《饮流斋说瓷》中解释：“硬彩者彩色甚浓，釉付其上，微微凸起。软彩者又名粉彩，彩色稍淡，有粉匀之也。”

彩绘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源远流长。五彩瓷的出现是在继承和发展传统彩绘瓷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北宋时期，北方著名瓷窑磁州窑所烧造的白底黑彩、白釉红绿彩、白釉绿彩等品种，无疑是明清五彩瓷器的先声。

金代五彩瓷器的确定，是学术界对近十几年在考古发掘以及海外陆续发现的金代釉上五彩瓷研究的结果。特别是金代定窑的釉上红彩和磁州窑系统的釉上加彩，可以断定是釉上彩的原始阶段，为后期景德镇五彩瓷器的出现起到了启迪作用。

元代景德镇逐渐发展成中国瓷业生产的中心，“枢府窑”的瓷器为五彩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清朱琰《陶说》记载：“新烧大足素者，久润。有青色及五色，花且俗。”这一评述认为，作为新品种的五彩器不如元代以白为主的枢府瓷、卵白瓷和青花瓷好，反映了元代尚白的审美习俗。这对后人了解元代有五彩瓷这样一个事实，恰是一个有力的注脚。童书业先生曾说过一段话：“从整个瓷器发展史看来，元代是一个中衰时期，旧瓷虽然衰落，而新瓷已在酝酿，我们不能小看元代瓷器中的创新因素。”

清圣祖康熙皇帝在皇位六十一载，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在位时间最久的帝王。在其统治之下，康熙朝成为清朝前期廓然大变的开创性时代，深刻影响了其后百年的王朝走向。景德镇窑务在大环境下也得到了带动与发展，制瓷业的博兴使各种熟练的工人再次成长起来，政策上“官搭民烧”的模式也有效地调动了从业者的积极性，使清代官窑步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后世《饮流斋说瓷》赞曰：“清代彩瓷变化繁迹，几乎不可方物……硬彩、青花均以康熙为极轨。”此件玉壶春瓶撇口，短颈，颈以下渐向外阔，至近底处内敛，圈足微外撇。其腹部浑圆大气，身形挺拔壮硕，予人典雅尊贵之感，有明显继承明末玉壶春瓶式的痕迹，线条圆润敦实，少了一丝秀雅，多了一份雄浑，瓶身通体上米色釉，上釉旋转痕迹明显，主体纹饰于米黄色釉上以五彩绘洞石锦鸡玉兰牡丹纹，寓意锦上添花，玉堂富贵，所绘纹饰工细，全部图案均以墨线描边，然后在轮廓内填彩。纹饰图案繁复工整，于锦俏热闹之余，尚有一丝文人画气息，灵动鲜活，惹人喜爱，而此瓶之纹饰与釉彩装饰，则相对特殊，色地加彩在康熙之前的五彩器物中比较少见，明代曾有罐、炉一类以红绿彩为地的彩绘器，但装饰手法较为单一，所用颜色也相对简单，而此件器物则安排了绵密繁复的图案及画面，雉鸡纹的形象源自中国特有的鸟类红腹锦鸡，其翎羽华丽，色彩鲜艳，因极具装饰效果，所以古人常以之入画，又因为其色彩华丽，又有锦绣繁华之意，配合其周边所绘的竹石牡丹及玉兰花卉，寓意吉祥，此图案为康熙朝经典装饰纹样，在青花及青花五彩器物中反复出现，可资参阅的例子也较多，后世有所继承。在米釉上绘五彩纹饰为康熙朝新创装饰方法，殊为罕见，即便是康熙本朝器物，也不为多见，因与之相类者寥寥，所以此风格的玉壶春瓶于拍场更是十分稀见，目前已知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一件清宫旧藏的米黄釉五彩玉壶春与之风格相同，但纹饰有所差别，高度略高于本件，且瓶底同样无款。检阅资料可知，康熙米黄釉地五彩器在市场中的仅此一件，十分珍贵稀有。这件御瓷在诸多方面显露出了康熙官窑独有的艺术表现力与风格特点，在康熙朝官窑彩瓷之中，五彩器物为大宗，这与瓷业技术发展和这一时期国力的兴盛不无关系。康熙十九年平定三藩之乱后，景德镇官民窑生产恢复，五彩瓷烧制进入顶峰阶段，其纹饰华贵，笔线豪劲，描绘精巧，艺术造诣极高。后人为了将其与粉彩区别，故而分别称之为软彩（粉彩）及硬彩（五彩），其时五彩器仍分釉上五彩及青花五彩两大类，而其中釉上五彩最能显示和代表康熙五彩的艺术成就，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即是五彩器造型古朴凝重，挺拔有力，款式同于明代但多有创新，彩色的表现力也因釉上蓝彩及墨彩，配以灿烂的金彩，极大增强了色彩的表现力和装饰的华贵与气派。在纹饰构图方面，康熙五彩延续了传统，大体可分为图案与写实两大类，图案多采用均齐、散点或对称的几何纹做装饰，以映衬和勾描边饰为主要用途，写实构图则生动自然，描绘精致，多有以诗文与写实内容相配合者，更加别致的是，虽然康熙五彩绝大多数以白色地托彩，但也有极少部分以色地托彩，如除此瓶外，尚可见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之米黄釉五彩梅竹纹玉壶春，冬青秞五彩描金花鸟纹花盆、青釉五彩山水人物图葵口盘等绮丽新奇，殊为别致。康熙五彩瓷画有两个突出标志，一是它着意并成熟地运用中国化的画理和画法来完成意向及造型，使得瓷画真正成为吻合传统中国画理论及审美标准的绘画。二是它借鉴和参用西法来解决透视关系及空间感，是瓷器绘画艺术的表现力空前加强，顺着这条路径，其后中国彩瓷的绘画愈加成熟，因颜料的变换而表现力更强，但此种艺术风的肇始却全部来自于康熙五彩长时间的探索与新创，及其奠定的雄厚基础。五彩瓷器发端自元明之际，经过了明初一段沉寂，至成化及弘治、正德朝渐有起色，而到了明代嘉靖、万历朝时期，景德镇官窑民窑都得到了巨大发展和长足进步，且技术十分发达，只嘉靖皇帝派烧的皇室用瓷达六十万件，品类极其丰富，计有五彩及青花五彩。以红、黄、绿、蓝、紫五色为主，其纹饰之华丽，色彩之丰富，创一代风气之先，至明代万历朝，五彩小件与嘉靖朝相仿，略有创新，而大器极为繁盛流行，使中国瓷器正式步入色彩妍丽，多姿多彩的世界。这一切治瓷技术的及大发展，为五彩瓷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康熙朝前期，国势起伏不定，内忧外患不断，处于内外政治斗争漩涡之中的康熙皇帝，先后于康熙八年摒除鳌拜专政；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康熙二十八年签《中俄尼布楚条约》等等，崭露头角的年轻皇帝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华，这件锦上添花，华丽异常的玉堂富贵玉壶春，凝结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勃勃生机，展现着一个初兴的王朝开启锦绣与繁华的历程。

说明：在中国历史上，蒙古的兴起与元朝的建立，使中国成为自汉唐以来规模空前的统一国家，国内各民族人民的融合，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交通发达，贸易往来频繁，手工业生产在前朝的基础之上得到继承和发展。元代青花瓷器的工艺就是这一时期的新成就，它在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五色花戗金五彩大碗更是一朵陶瓷工艺的奇葩。关于“五色花戗金”“五彩花戗金"仅限于文献记录，历史上从未见过实物的流传。由于世人从不知晓，也未见过这类工艺的瓷器，因此，在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中没有点滴着笔。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文物流通协调中心在海外发现了五色花戗金瓷器的踪迹。随即安排上海博物馆专家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分别赴境外鉴定验看。那么，什么是五色花戗金五彩瓷呢？根据《明清瓷器鉴定》的描述，瓷胎是为元皇宫烧造的枢府素胎；施官窑枢府青釉（有称卵白釉）；用红、紫、黄、蓝、白、绿（或孔雀绿）色彩，采取堆花立粉的技艺作装饰，再在轮廓内添彩，加嵌金片（或贴金箔或重涂金粉）；纹饰为皇家传统的云龙纹、杂宝、如意、缠枝花和佛教意义的莲瓣、八宝、梵文。器壁有印，划有当时风行的缠枝扁菊、牡丹暗纹；器型有盘、碗、玉壶春瓶、高足杯、香炉，制作地是景德镇。它给人的整体印象是施彩古雅，彩和金片浑然一体，金碧辉煌，繁缛华丽。重要的一点是其工艺明显受西域“大食窑"（伊朗）陶、铜质珐琅嵌的影响而别具一格，并产生出较强的艺术效果。由此可以推断，这是元代景德镇浮梁瓷局引进西域技艺而烧造的新品，或者是引进（俘获）的西域工匠所制作的。这是丝绸之路传承的又一例证。关于它的存在在未发现这批“五色花戗金”瓷器之前，经查，国内外博物馆、包括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和收藏家均无收藏记录。据知，内蒙赤峰曾出土同类元瓷两件（由博物馆收藏），其中高足杯一件由上博新馆建成后借展（租借），陈列在陶瓷馆。又有年故宫研究员冯先铭先生在北京旧货市场偶得“元景德镇釉上彩高足杯”一件，属同类器物。南京一次私人收藏展示会上也展出过一件同属此类的玉壶春瓶残件，瓷瓶颈部以上荡然无存，海外方面，于大英博物馆藏有此类器物残件。年夏，上海博物馆委托上海鸿润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洽购这批盘、碗、玉壶春瓶、高足杯、香炉，共计六件五色花戗金瓷器，除盘、高足杯、香炉外，其它均为残件。当年底，在上海市财政的大力支持下，上博斥巨资购得并将残件修复，在年建馆五十周年之际对外分批公开展出。之后，上博所藏大碗又在年6月北京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一国家珍贵文物征集成果展”中展出，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年秋，加籍收藏人士携本碗入境，遂委托上海鸿润经济发展公司推荐购藏。之后，故宫及上海博物馆多名专家在京分别验看，一致认为本碗是迄今发现的五色花戗金器物中最完整并且色彩和纹饰保存最好的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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