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社会和解，与自己和解

在当下中国，尤其是大城市里，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不再满足于温饱，他们对现有的循规蹈矩的生活日益厌倦，开始有了自己的精神追求。怎样在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浪潮中做到不迷失不彷徨，怎样与社会和解，和自己和解，成了一代代中国人思索和面临的问题。《三城记》中的主人公，八零后文艺青年顾明笛，就是一个典型。

一、自我独立与精神追求

作者在后记中讲到这是一部成长小说，但是主人公好像没有经历什么大哭大悲的挫折和苦难，最后的结局也是开放性的。主人公顾明笛是典型的八零后。八九十年代，中国遭遇了巨大的市场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经济迅速发展，出生在这一时代的人，大都像顾明笛一样，衣食无忧，受到良好的教育，不同于计划生育体制下出生的零零后们，虽然父母仍然包办较多，但他们大都存在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依赖别人，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吃饱喝足饱读诗书之后，他们开始思索有关自我价值的问题，极度渴望在转型的中国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顾明笛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选择从公园管理处辞职，从家乡上海出走，从“沙龙”走向“世界”，从“世界”来到“书斋”，再从“书斋”返回“民间”。在这个过程中，顾明笛和大多数八零后青年一样，奋斗或挣扎，困扰、追求和成长。顾明笛们始终是躁动不安的，他们对这个世界若即若离，就像顾明笛对待爱情的态度一样。面对张祎薇、童诗君等人的爱情，他始终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而彭姝则是“一个还未开始的故事”。他们没有明确的追求，也不知道自己认同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只是亦步亦趋、被环境推着走，只要努力就完了，而没有深入的介入，所以他们始终是“冷冷的”、沉默的，“有一种被抛弃的孤儿般的感觉”，甚至有“强烈的自暴自弃的冲动”。顾明笛的睡袋与其说是解决他失眠症的睡具，倒不如说是他的温柔乡、避难所。钻进去，拉上拉链，从此与他人无关，与这个世界无关，是一种逃避的态度。同时他们又是厌世的，顾明笛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为什么人一离开妈妈的肚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反应不是哈哈大笑，而是大声嚎啕哭泣呢？因为从子宫那个天堂，来到这个既吵闹又肮脏的尘世，而且再也回不去了，我们除了哭还能干什么呢？”在这个“既吵闹又肮脏”的尘世，顾明笛们想逃又无处可逃，只能不断调整、把自己的位置摆正，而这个过程无疑是艰难重重的。所以作者安排了一个高人“乌先生”存在，他在顾明笛每次遇到巨大生命转折的时候适时出场。在乌先生的指引下，顾明笛渐渐成长，逐渐认清自我，经历了数次人生考验。他在爱情上开始坚定，在遇到劳雨燕时再也没有逃避，反而做出了一个个“简单粗暴”的决定，在事业上虽然最后作者没有给出没有明确的结局，但是可以想见他与劳雨燕一起开办农场，回归土地，或者在土地与书斋之间找到了自我平衡的场景，至少不再迷茫。但是现实中乌先生在哪里呢？现实中那些千千万万的顾明笛，他们怎么办呢？

二、不忘初心

在上海北京广州三个地方的生活、工作、学习的过程中，顾明笛始终都是被别人牵着走，被别人安排去读书或者进报社，到朋友公司打工。但是可以明显看到的是，经历了这么多人生转折之后，顾明笛没有像施越北那样被世俗带跑，反而始终坚持了自己的初心：写下《契约与道德：红包忏悔录》后从报社辞职，在教授们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还是“资产阶级的乌托邦”的争论面前坚持自己的论文选题，在KTV中明知胖姑娘可能是骗子也愿意选择相信她……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讲初心，初心到底是什么？从顾明笛身上可以看到，初心就是不管周围大环境如何，不管经历了什么事遇见了什么人，始终保持内心的宁静，按照自己心里的真实想法去做，保持那一份看似冲动的善良。

其次，作品揭示出中国现代社会中某些负面的现象。在政治权势面前，人们发现问题却无处揭露，无法解决，自己反而成了被解决的对象，别说是一般的报社等企事业单位，就算是被称为象牙塔的高校也不能免俗，各种“太极招”、“桥牌招”、“皮球招”如约而至。这是顾明笛的困境，是韩梓厚的困境，也是当下一代中国人的困境。最后的解决方法是，一个选择逃避、出走，一个死磕到底。过去的读书人，读书的终极目标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为中华之崛起”，而今天的读书人在干什么？他们在忙着评职称，在忙着收稿费，在各种沙龙聚会上夸夸其谈，讨论一些无意义的话题发表一些不切实际的言论，把博士论文改一改就成了“专著”，可以拿着在讲台上日复一日的照本宣科只因系主任是其好友……他们在以文化的名义赚钱谋生，亦或是文化成了他们炫耀自己吸引别人目光的资本。有真本事的人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满嘴跑火车嘴巴发达脑子简单的人却是“有为而治”。所以，顾明笛看似是由“世界”来到了“书斋”，以为进了校园就是进了天堂，实际上只是换了一个炼狱而已。在这种环境下，顾明笛的初心显得渺小而可贵。

三、行动哲学

小说中提出了一个很新鲜的概念：行动哲学。它由乌先生提出，顾明笛听了乌先生的话，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离开上海。乌先生认为，面对未来的希望，面对当下的决断，面对过去的良知，构成了完整的行动哲学。行动哲学是面对现代人来说的，他们的内心无法自足，只能向外去寻找、去追求。行动是指为了某种目的而进行的活动，而实践是指改造社会和自然有意识的活动。很显然作者不喜欢后者这么形而上的说法，顾明笛也只是一个小小的文学青年，没有改造社会和自然这么宏大的志向，他连自己都控制不好，谈何改造社会呢？所以在小说中乌先生提到他不喜欢“实践哲学”这个说法。不同于哈姆雷特的“思考大于行动”，顾明笛在“行动哲学”的启发下开始了他一次次的“行动”。他离开上海，加入北京的一家报社。在报社中，他的行为也是很积极的：深入社会深处，揭示黑暗，即使被打也在所不惜，只为更深的了解社会。他认为，社会是书本之外、思想之外、观念之外的一切。直到被辞退，遇到了第二个人生导师：程毓苏。

程毓苏从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法角度也提出了一个行动哲学的概念：雅不及以救俗，当以“力”救之。“这个力就是行动能力，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指归在动作’的‘动作’，而不是叹气、纠结、抑郁。”于是他让顾明笛去夜校代课，为了让他“多动一下”。在与朴实的农民工们相处的时间里，他一方面被工友们对土地对亲人的深厚情感打动，一方面被他们看似质朴粗俗却隐含着形而上的人生思考的话语惊呆，于是发出了“农民才是本质的人，永恒的人，生长着的人”的感叹。这一情节在顾明笛的整个“行动”中具有典型意义，是一次重要转折，正是这次夜校经历推动着他最终由行动走向劳动，由城市走向乡村，走向农场。顾明笛的第二次比较大的行动，是他敢于直面劳雨燕的爱情。他不但“粗暴”地把劳雨燕拉进了餐馆，而且还在年三十晚上踏上了去劳雨燕家乡的列车。在那个时刻，一个全新的决断的顾明笛诞生了。毫无疑问，是广州这座平民化、生活化的城市把他塑造成这样的。他不再“小资”，不再“受制”，而是自由自在，头脑被各式各样的早茶、夜茶、河鲜、集市填满，找到了自己的生命节奏，并且与周围的环境合拍。

然而，有些遗憾的是，顾明笛的转变并不是彻底的。在劳雨燕怀孕后，他默许了她去人工流产，给自己和她的爱情留下了反悔的可能，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也许他还没有想好。

四、结语

《三城记》涉及了中国三座典型城市——上海、北京和广州。“北上广”这个名词，“能指”远远大于“所指”，它不仅代表了三座城市，还代表着高速发展着的物质生活与具有巨大冲击力的社会变革，以及生活在这些城市中的一代代中国人日益困顿的精神状况。人们在日益富足的生活中渐渐迷失，找不到自己的方向，生命节奏不再与周围环境合拍，他们往往感到无所适从。面对无法回避的精神困境，每个顾明笛都是自己的“乌先生”，在不忘初心的前提下实践着自己的行动哲学。

文案：汉语本王书含

排版：陶涵美凝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