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武汉解封。从1月23日到4月8日，整整76天。很多人终于第一次坐上公交。第一次理发。吃上第一口热干面……一段视频让人格外感触，只有短短几十秒。“你看今天好多人哦。”“想哭了，受不了了。”“肯定要哭的，真的受不了了，忍不住的。”地点，湖北恩施，这里终于解封了——人们走上街头，好像没有目的地移动着，相顾无言。好不容易，我们回到人间了。社会在逐步拨回正常运转的发条。一家家开放的店铺恢复了往日的烟火气。但你又莫名感觉，周遭的一切都有点遥远……是的。我们的心还没能完全回来。心里紧绷的神经，情感被按压后留下的印痕，不会那么快得到解除。作为灾难的见证者。也作为灾难的幸存者。我们，还好吗？世界卫生组织（WHO）为健康下过这样的定义：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的良好适应状态。后疫情时代，那些煎熬过的心，应该被照见。恐惧这是灾难来临时，人最直接的反应。“我如果感染了怎么办？”“口罩和粮食不够了怎么办？”“我的家人是否平安…….”但死亡与惨剧的见闻越来越多，我们的安全感也一层层剥落。在武汉宁静的街道下，这种恐惧的情绪，已经连接成一片刻入人们的内心深处。-。医院“心心语”心理热线。在以前，应对咨询心理问题的患者，一名医生、一部座机。但武汉疫情爆发之后，通话量成倍上升。从工作时间接听，到24小时不间断；从一人值班，扩成了人的心理咨询团队。医院的肖劲松，在08年就曾参加过汶川灾区心理救援队。在采访中，他介绍来电咨询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人群。第一种，不了解情况的恐慌群众。有些人因为过度洗手洗到破皮，有些人失眠失到地老天荒。担心自己或者家人患病，感到胸闷、气短、体温莫名增加。第二种，来自疑似或确诊患者。对死亡的极度恐惧，总会使他们产生极端情绪：重度焦虑、抑郁、狂躁。更普遍的表现是——消极防疫、拒绝配合治疗、产生自杀倾向。这一点，普遍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对于这种病人，则需要进一步的专业治疗，咨询热线也会为他们提供更多医疗资源的介绍。第三类，有心理疾病史的人群。对病毒的恐惧，社会新闻的负面影响、隔离时期的封闭状态......这场疫情，与那些必要的防护手段。都不可避免地在人们心中留下创伤。3月中旬，《综合精神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对全国普通民众创伤性心理损伤状况进行的大规模调查。结果显示，有35%的受访者遭受中度心理困扰。这只是普通人的情况。那么在疫情一线，直接面对死亡的人呢？压力口罩、第一层帽子、隔离衣、第一层手套、防护服、第二层手套、护目镜、穿鞋套。全部穿好需要30分钟。接下来，便要在闷热的被汗水浸泡的战袍中，不吃不喝不拉6个小时以上，不能脱下衣服。脱下之后，脸上的勒痕需要几个钟头才会消失，而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又一次全副武装。这几乎是疫情期间，一线医疗人员的标配。

△纪录片《生死金银潭》

防护，越是严密。问题，就越是真实、赤裸。逼向体能极限的同时，护目镜下，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心理考验。家人是否担心？物资是否充足？资源是否安排得当？......以及最让他们揪心的，我的病人能不能活下去？我还要目睹多少死亡？眼前，在灾情严重，死亡率接近17%的意大利，医护人员近乎被耗尽了耐心。不因愤怒，而因悲痛。尤其是看着自己的患者遭到疾病百般折磨，而又没有办法挽救他的时候。目前，意大利已经出现一线护士自杀的案例。我们以为医生已经见惯了生死。但面对死亡时，人还是有种本能的悲恸，无法完全无动于衷。一线生死之门，挑战着医护人员强大的耐心。在纪录片《生死金银潭》中，Sir看到这种特别的耐心。在这次专门收治医院，重症监护室的梁顺护士正耐心地劝着一个婆婆。就这么两三句话，一直唠唠叨叨。听话，放手啊是呼吸难受还是怎么样？不扯了好不好？抓住我的手你抓住我的手好不好然而，等Sir看明白了，不由地打了一个寒颤。他在求她活下去。求她相信希望。你想扯什么？把这扯掉呼吸就没有了老奶奶用最后一点力气，执意拉扯着的，是用来连接呼吸机的管子。梁护士左手攥住管子，右手紧紧攥住婆婆的手。一手攥紧生死，一手攥紧希望。哀求病人能够配合治疗忍耐痛苦的同时，对医疗人员自己，何不又是另一番心理折磨？消耗的，不只是体力。这是疫情期间我们看不到的痛苦考验。疫情期间，医院都不会安排年轻医生上第一前线。一，是因为经验资质问题。二，是因为，年轻医生不一定能应对如此沉重的心理考验。连续三个夜班每个夜班都有病人从我手上去世的时候当时就是最无力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我的原因没有救治到位医疗，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以至于，总让人忘记他们的脆弱。在人们为他们赋予救死扶伤的神性之外，这些残忍却又现实的恐惧，也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障碍。根据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有28%的医护人员有焦虑感。有12%的医护人员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年会公布了一项数据：所有职业中医生的自杀率最高，达到0.%～0.%。强大的工作负荷、紧张的工作压力，也对这些工作在一线的医护人员，造成了不少的心理创伤。失眠、紧张、焦虑、抑郁......责任重大、压力大、强度高、生活状态长期不规律、医患纠纷等种种问题，让他们背负着超出普通职业几倍的压力负担。武汉市中山三院的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周宇麒接受过采访，表示团队心理压力过大，超过半数成员需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北野武的那句话，在疫情期间被提了又提：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每一个数字背后，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惨剧。它也包含着太多恐惧、自责、无力、茫然......一场场心灵之上的生死考验。当武汉已经宣布解封，新冠肺炎的疫情，正是时候让我们换一种崭新的视角对待。从抢救，到重建。此时。需要的我们，严肃看待这个词了——创伤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完整解释——是指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在影视剧、互联网上，你都没少见过这个词。它的出现，往往伴随士兵、战争。但实际上。超过九成以上的PTSD，与战争并无关系。本质上，它是一种生理机制失调。当我们需要面对一系列痛苦刺激，诸如亲友去世、受伤疾病、暴力或自然灾害。会激活大脑特殊的反应状态。在人们脱离危险之后，大部分人会在几周到几个月内恢复。而难以摆脱的人，则可能患上PTSD。潜伏期不定：可能立即发作，也可能潜伏多年，任何年龄阶段都有可能发生。持续期不定：短至一个月，长至多年。症状体现在记忆闪回、焦虑、噩梦、抑郁、失去生活热情等状态。核心症状：记忆闪回，又名闯入性记忆。患者会因为受创时的相关人、事、物、地点，触发当时的恐慌情绪。为避免记忆闪回，更多的患者将会出现回避反应。患者将主动回避谈话、回忆、询问，不接触外界，拒绝愿意参加社会活动。三个重点。一、任何人身上都有可能发生。举个例子。一月份，医院发生了一起袭医事件，眼科医生陶勇遭受重伤，后脑、胳膊多出被砍伤。在后期治疗中，陶医生的身体情况逐渐康复，心理状态健康。但，他的同事，出现了严重的PTSD症状，以至于需要药物介入，进行缓解性治疗。甚至，仅仅是因为在网络上看到了相关报道的图片。

△陶勇医生

任何人都有患病可能。经历过疫情洗礼、生离死别的疫区必然是高发区，而每一个响应隔离的人都也有被恐惧触发PTSD的可能。二、这是一种疾病，与勇敢无关。PTSD也被认作是一种器质性疾病。它的病理原因，是大脑不能正常释放压力荷尔蒙，导致神经系统紊乱。痛苦，并非来自脆弱。所以，并不用为其感到羞耻。三、是可被治愈的。PTSD，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精神疾病。这也意味着，它也有相对应的诊疗手段。相应的。如果发现自己有相关症状，医院、精神科就诊，不要依赖自身克服，以免延误加重病情。就拿这次的疫情来说。在初期医疗资源紧缺，很多人无法及时治疗，太多惨剧为武汉这座城市刷新着新的悲伤、内疚、自责......这，是自然的情绪反应，也是人之常情。而在疫情之后，面对心理问题，积极改善情况，严重时寻找专业心理医生求助。为此，社会各方渠道已逐渐正视，并开始支援灾后的心理重建。这需要耐心。更需要勇气。错乱疫情影响的不仅是个人心理。还有集体心态。这两个多月来，我们感受到的除了有疫情消息的紧张，还有舆论环境的转向，变得粗糙和粗暴。松弛、柔软、幽默、宽容的成分被抽走了。剩下更多的敏感、偏执和攻击性。疫情拧紧了社会氛围的气压阀。当恐惧、愤怒、悲伤的心理无法纾解，便可能转向以破坏性的形式发泄，甚至已经成为疫情的次生灾害。比如，一个女留学生回国隔离期间，与防疫人员争执的视频在网上疯传，骂声连天。Sir当然不是说她做得对。而是我们可否先了解一下前因后果。她争吵不对，也并非十恶不赦，人人得而诛之。何必要大小媒体，举国上下，对这样一个个体轮番批判？网友经常说，“不要浪费公共资源”，把这样的舆论力量用来问责疫情中的渎职、犯法，难道不比打击一个要矿泉水的“巨婴”更有价值吗？但我们遗憾看到的是，在危机下，群体更难保持理性了。对一个人的愤怒，扩大到留学生群体，夹杂着对特权的愤恨、阶级的不满和输入性病例的恐惧等等复杂的心理，泥沙俱下。另一个例子。武汉作家方方因为疫情期间，因为她以当地人身份写的系列“日记”，在网上遭到不绝于耳的辱骂和诅咒。Sir当然也不是说方方写的就是事实的全部。但谁又能说，自己看到了事实的全部呢？所谓“全部”，不就是每一个人从不同角度看到的偏见的集合体吗？方方写的不对，当然可以批评和指正。但如果一个人有说不对的地方，就要“闭嘴”和“去死”。那么每一个人都将无法说话。

因为谁又能说自己就是真理，每一句话都正确？

更近的一个例子。

是在4月4日清明节当天，游戏平台Steam被挂了，点赞80多万——

悼念日当天竟敢不停服？谁给你的勇气？！

哪怕这是一个国外游戏平台，在中国的清明节没有停服，也有罪。

Sir举的这些例子，并非是要争辩什么。

而是想问——

这种粗暴的愤怒从何而来？

让不成问题的问题，成为问题。

让简单的问题，变成严重的问题。

让可以求同存异的问题，变成党同伐异的政治问题。

病毒，让舆论也不同程度被感染了。

这，并不是一件多么“现代”的事。

中世纪时，为了给黑死病寻找传染源与替罪羊。

宗教统治下的欧洲，大规模地猎杀“女巫”。

普通的妇女被认定为恶魔的仆人，屈打成招，接受被歧视，甚至被消灭的命运。

女巫是否有罪？

已经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人们终于找到了目标，可以宣泄他们的仇恨、猜疑和愤怒……

这也是我们需要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iliuhuae.com/slhzz/80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