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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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选

年生，甘肃天水人;

作品见《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天涯》《芙蓉》《星星》《青年作家》《湖南文学》等百余家报刊；

著有长篇散文《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作品集《葵花之远》。

获第三届人民文学新人奖、首届华语青年作家奖、

第二届全国产业工人大奖等；《环球人物》期新闻人物。

文/王选

有人出巷子,去看花。顺手牵着孩子,孩子牵着风筝,风筝,牵着一溜风。

河边上的花一场一场开。迎春、腊梅、桃花、玉兰,带着寒意,静静开,多是素净的颜色,不喧不闹。接着是丁香、海棠、樱花、连翘,紫的、白的、粉的、黄的,一股脑全开了,嘟噜着嘴,像赌气。

花是年年会开的,节气一到,不催,也就开了。坐巷子口的那个人,不去河边,依然也看清了花开花谢。她守着小烟摊,挣点零花钱。有好多年了,她都在那里坐着,满脸灰尘,是那么旧。生意寡淡,她倚在小木柜上,一抬眼皮,目光穿过马路,就是河堤,杂花生树,草长的蓬勃,莺却没有,倒是唧唧喳喳的麻雀不少。再抬眼,过湖面,就是刷过新漆的楼,挤成一堆,玻璃明亮,反射着太阳光。楼是看的,买不起。

守摊的女人,有时不出门,丈夫替她一阵,或者城管赶,她就不去摆了。女人端着碗,蹲在台阶上吃饭,碗里泼了辣椒油,一汪鲜红。女人吸溜着面条,看着台阶上的两盆花。一盆仙人掌、一盆令箭,都齐膝高了。也不知这花养了多久,看着也有些年成了。

南城根冷,没冻死,也算命牢。冬天花是藏屋里的,清明前后,气温稳了,她才抱出来。

抱出来放什么地方,女人为难了很久。放窗台,晒不上太阳,放地上,怕院子的狗一尾巴扫断。最后还是放在了紧靠护栏的台阶上。

女人爱花,名贵的养不起,就养了些便宜的,后来大多都陆续死了,就剩两盆,她也懒得再重新作务了。房子狭小,何况是租的,养多了也只是占地方。但活着的两盆她是怜惜的。儿子常年在外打工,很多年没回来了,丈夫话少,只会蒙头干活。无聊时,她便看会花,解解闷。

女人端着碗,朝背后的房东说,等六月里我把令箭给你分几枝,你养。

房东用鸡毛掸子,掸老梨木桌上的灰,听到话,把头伸出窗户,说,狗前几天把几个花盆撞到院子,全打碎了。

门口蹲着房东的外孙女,三岁左右,圆圆的,像气球。孩子把门帘卷在身上,不停地打转,手里捏一束塑料假花。房东不到五十岁,但看着有些老了,眼角的鱼尾纹堆了几层,头发灰白。她还在低声咒骂着该死的狗,瞎了眼打碎了花盆,她发誓要找个时间把狗宰了炖一锅狗肉。其实她经常发誓,但从没给狗提过一次刀子,甚至连狗毛也没碰过一指头。她嘴里骂狗,其实在骂人。养个你能干啥,除了害人,这二十年你干过啥好事,养个狗还有个狗样子,还知道叫几声,你呢?房东骂着骂着,眼眶红了,眼角的鱼尾纹,开始摆动。

房东是有心事的。三年前,正上高中的独生女儿,跟一个混社会的年轻人好上了。女儿长得苗条、秀气,自小听话懂事,学习也好,原本可以考个大学。高三后半学期,不知哪根筋乱了,偷偷跟一个二十多的年轻人钻一起,开始逃学、上网、喝酒、约会,当初的清纯一扫而光,完全一个风尘女子了。那时,她女儿十九岁。

后来,巷子里有人看见她女儿跟那个男人在一片蔷薇花下抱着亲嘴。看见的人,把话传到她耳朵。可那时,已经迟了,女儿怀孕了。去医院检查,都四个多月了,不能流,只好生下来。那个年轻人刚开始还口口声声说一切他负责,恼怒之下的房东照嘴一巴掌,骂了句,你负责个屁。也就是那一巴掌,把他扇跑了。从此再没有出现过。

后来孩子生下了,留给了外婆,女儿到外地打工去了,一年回来一半次。巷子的人,多多少少都知道了这事,虽不明着提,但背后还是议论的。从那以后,房东的头上像压了一片砖,也就很少出门了。

鸡毛掸子刚放床上,门口的外孙女把门帘扯断了,摔倒在地上,假塑料花戳在腮上,疼地哭了起来。

房东跑出去,抱上孩子哄。孩子依旧哭。住隔壁的姑娘走过来,蹲下去,给孩子喂了一粒糖,哭声才止了。

隔壁的姑娘是租房的,二十多岁的模样。给孩子喂完糖,替她擦了眼泪,领到她房子玩去了。房东说,跟这个姑姑玩去,我洗衣裳。孩子乖乖走了,浓密的眼睫毛上挑着泪珠。孩子进屋,姑娘塞给她一只毛绒玩具,让她抱着。姑娘蹲在地上,移栽着一盆吊兰,吊兰是新买的,叶子泛着细微的绿光。

姑娘栽着,孩子看着,没有人说话。

姑娘是去年腊月租进来的,没有人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她从租进房子的那一天开始,就把自己关进了屋子,不上,不玩耍,不说话,除了买吃的,她整天不出门。整个冬天,满院的人,几乎忘了三楼还住着一个姑娘。过年,她也没有回家,依旧睡在那间常拉着窗帘的黑屋子里。她把自己藏着,严严实实藏着,像是害怕自己被自己发现一样。

当人们怀疑她发霉时,偶尔天晴,她洗过头,会推开窗户,站在窗口,让风吹湿漉漉的头发。她的脸白得像河边的梨花,失血、疲惫,似乎风一吹,就掉下了。偶尔下雨天,屋子会发出湿湿的哭声,轻轻的,像从雨珠里抽出的一根丝。

她是那么神秘,没有人知道她的前世今生。

直到最近,她突然出现在了院子里,她买菜做饭,她洗衣晒被,她偶尔还会哼几句歌,跟院子里的人微笑点头,打个招呼。她还跑到花鸟市场买了几盆花,摆在了屋子,还把屋里也精心收拾了一番,贴了壁纸,换了窗帘。

河边的花,依旧一场一场开着,海棠谢了,樱花落了,马莲、梧桐和紫薇次第开了。有人出巷子,去看花。三楼的姑娘,吐着酒气,两腮微红,脚步有些乱。她借着下午的阳光,牵着孩子,孩子牵着风筝,风筝,牵着一溜风。她们一起去看花了。

大寒,没有雪,整个冬天都没有几场雪。不比以前,大雪下几昼夜,天地苍茫,冰冻三尺。或许世道变了,天也变了。

过了大寒,就该打春了。那个南城根的老人终究没有活过这个冬天,悄悄然,死了。

很多老人都熬不过一个冬天,像迈不过一道坎,死了。

我是在一个夜色四合的傍晚回到南城根的。南城根依旧,小巷幽深,天光昏暗,破损的路面,漂浮着黑掉的人。当我钻进巷子时,看到了巷口,一个花圈背着水泥墙,定定站着。没有风,一动不动。一个人死了,用五颜六色的纸片,似乎跟人们打着最后的招呼,告诉那些人,他走了,不要惦记了。

岔巷里,站着更多的花圈,两根瘦腿吃力地立着,举着花花绿绿的脑袋,两溜子。岔口正对的大门开着,门口一个铁盆,插着一炉香,香断断续续燃着,青烟可有可无。铁盆边奠着一杯冷茶水,落着几张冥票的灰烬,像黑蝴蝶,铺开翅膀,静静睡着了。院子里人来来往往,显得杂乱,红漆铁门半敞,遮住了半边院子。有人挂灯,有人铺纸,有人忙着借桌椅麻将,好像人们在准备一场晚会,其实,是一个人死了。白纸黑字对联贴上了,子女亲戚告知了,海蓝色绸缎老衣上身了。一切妥帖,没有累赘。似乎人们早已为一个人的死亡做好了准备,只等他咽气,就像冬天南城根的小院,都扫过了,只等着,来盛接一场雪的尸体。

没有哭声。夜深了,腊月的寒气,流浪汉一样,四处游走。满月,冷冷的,但月色灿烂,照在南城根的房顶,照在一方塞满悲伤的院落,照在一个人停止走动的脉搏上,照在去另外一个世界的草木路上,路冷冷的,月色冷冷的。

还是没有哭声,或许哭泣已不时兴,或许人们已泣不成声。月亮也不知道哭了没?

只有偶尔传来的麻将声,噼里啪啦,拍打着干硬的夜空。坐夜的人,围火取暖。有人添煤,有人抿一口白酒,有人烧香,有人眯着眼摸起了一张白板,胡了。今夜,他们不回家去,他们坐着,陪这个不再说话摸牌的人坐坐,一辈子,就陪这最后一次,下来,就是天道轮回,就是来生了,何况有没有来生,谁知道。就安下心陪这一夜,一个人,终究要陪着别人一个个离开,去很远的地方,然后,再让另外的人陪着自己离开。像灵堂的蜡烛,照亮那人生远去的最后一截路。

南城根静悄悄的,跟所有冬天的夜晚一样,寂静得可以听见白月光照在事物上的细微声。一个人离开南城根了,很多人都离开了南城根。他们合上翅膀,闭上眼睛,把卑微的一生收敛回来,让活着的人,独自活着。

我去找老贾,老贾坐在黑屋子,六十岁的老贾,说起了那个人的生和死。老贾说那个死了的人今年五十八,老贾说他们自小在南城根长大,老贾说他后来去了靖远煤矿,退休了回来了,老贾说他就一个姑娘,他一死一院房全是姑娘的了……老贾摸出了旱烟,捏一撮,摁进烟嘴,点火,皱着一张脸,吸了起来,那么拼命地吸,吸得老脸皱成一疙瘩。老贾说,五十八,死得早了,前几年身体还硬朗,今年过来,垮了,害的怪病,前两天我门口看见,脸上阴了,我觉着活不下去了,结果……老贾还在抽烟,眼睛定定的,是想起了那些年少时南城根的光景?还是有一天他也会孤零零独自走了?或许都有。月亮照进窗户,一片水迹。没有人知道,今夜,有人说起了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像摊开了一生的手掌,给另一个人看看,这如此的生,这如此的死,是多么匆忙,多么惨淡。

第二天的早晨,我还是路过那个门口。一切如旧,花圈、凉茶水、香、纸灰,只是多燃了两支蜡烛,烛泪斜流,火焰虚弱。院子里还是散乱的人,满脸寒气,端着碗,啃着蒸馍,就粉汤菜吸溜吸溜吃。正对门口的院子,停着一具棺材,松木的,棺盖打开,斜一边,棕黄的油漆,刷了一遍,没有画,没有雕,只有小档处刻着一个碗口大的福字。人已死了,此生再无福可享,就等下一辈子了。

住南城根的人,主要是房东,多为老天水人,北山、南山都有坟,人去世了不进公墓,就直接埋到山上。山上好,北山阳,暖和,一抬眼皮,就能看见城,也能发现尘埃深处的南城根。想了,就下来,偷偷来看看,看儿孙们的生活,看自己磨旧的院落。

两天后的一个半夜。那个死了的人被送走了。下弦月,露着微微的缺口,隐没在西边。月色依旧冷清,多少年了,似乎从未温过,还好,多少年了,月色还似当初,没有陈旧的痕迹。丑时已过,鸡打鸣的声音隐隐传来,像给一个即将起身的人,提着醒。寅时到,该上路了。鞭炮声响成一串,在老城墙下激荡着,吵断了残梦,吵醒了余生。似乎白昼的铁皮门早早给南城根的人打开了。院子里人声鼎沸,提香蜡的,收花圈的,细细哭泣的,抬棺材的,在月色隐没后的夜色里,蠕动着,忙乱着。棺木拥拥挤挤抬出了巷子,上车,拉走了。

在这红尘人世里活了五十八年,终究抵不住一场疾病。然后抽身离去,干干净净走了。南城根,从此少了一个干咳不止的、面色蜡黄的、黑衣蓝帽的人。除了两天的白事情,过了,就没有人想起这档子事了,人们陷于生活的泥淖,无法自拔。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没有人知道有人死了,最后趁着夜色走了,再也不来了。南城根知道不?这片养育过那个老人的土地,是否还会常常想起四十年前的少年,多么精干,也是否还会常常想起四十年后从他乡归来的老人,多么孱弱。南城根或许知道,因为它再也听见那咳嗽了,再也感受不到那双颤巍巍的脚底了。

旧时的月光,铺了一地,像南城根的眼泪。

我在一个夜色收拢的早晨,走出巷子。岔巷里,没有了花圈,香火收了,冷茶倒了纸灰扫了,依旧清静。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乎那个人没有死,或者说,那个人根本就没有从世上来过。

我出巷子,一个佝偻着腰的女人,晃动着出了门,端着一瓷盆粉汤菜。她的腰佝成一座山,满头白霜,还沾着昨夜的月色。她应该是那个刚刚死去的男人的老伴。她很老了,老得像一纸灰烬,风一吹,就化了.

海棠败了,丁香落了,蔷薇谢了,还有樱花、月季、玫瑰,一样样开到花事荼靡。就像有人,把她珍爱的精致瓷器,擦干净,摆了摆,又一件件收掉了。

接着,六月,芒种。石榴花,不紧不慢地开,像挑起的一团火焰。

南城根,看不到花,只有时间静静地流淌,如一架老钟表,指针上沾着灰,一步步迟钝地走着。向南,出南城根,藉河边,倒是载满了名目繁多的花草,开了,败了,更替着,来来往往。住在南城根,看花,是没有意思的。不如找个午后,坐在77号院的二楼楼道上,看看风,看看辽远的日光,还有远处晾晒的衣裳。这样,多好。

泡一杯茶吧,就花茶,价钱便宜,味浓,放点枣和冰糖。搬个椅子,坐下。有本书也好,随便翻几页。迎面吹来淡蓝色的风,让人想起六月的乡下,开蓝色花朵的胡麻,闪烁着,卷起了波纹。风是温的,从四周的房顶挤过来。

抬起头,看天,天被切割成一口井,云是软的。阳光浓密,明亮的光线,从西边铺排过来,泼在对面的楼顶上,泛着微微的光芒。你不知道还有多久,光线会退干净,把黑夜交到你手里。天空还有鸽子,大约五六只,团在一起,飞着圈,一遍又一遍,不知道累不累,没有绑哨子,鸽子飞着是安静的,只有掠过头顶时,才会听到呼啸而过的声音。

南城根的天,像乡下,是蓝的,但又是狭窄拥挤的,没有让人要飞的错觉。

正对面,是一户人家的民房顶子。铁丝绑成的晾衣绳,拴在焊于楼顶的钢管上。有长满碎花的米黄色被子,搭着,晾晒,沾满了阳光的味道。还有一条玫瑰红裤衩,女式的,挂了两天了,没人取,风吹过,摆了摆,又摆了摆。是忘了?还是人不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租房的女子,这么粗心。想不来。

晾衣绳的钢管上,蹲了只麻雀,什么时候来的没看清楚,它歪头,用嘴梳了梳羽毛,又开始发呆,在想些什么呢?或许小小的麻雀也有小小的心事。小小的心事里,盛着一座小小的城,小小的城池里,会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或许什么也没有,它只是歇歇,就歇歇脚罢了。

喝杯茶吧,看着看着就眼睛酸了,眼泪粘在睫毛上,哭了吗?怎么会呢。

左边,就是南城根的老城墙遗址,约五米高的地基,形成斜坡。有些地方,砖头从下到上砌了,防止裂开塌了。没有夯砖的地方,裸露着酥松的黄土,还有掺杂的石头。这些,曾证明,一墙之隔,就是城里乡下,像一道标签,紧紧地贴出了不同的生活,不一样的流年。地基边,长着一溜稀稀拉拉的蒿草,可能是光照充足,雨水充盈,单株都长得郁郁葱葱。

南城根上面,就是真正的楼房了,一排,两排,三排,七八层,虽然有点旧,漆都开始剥落了。但是像一个巨人,本来站得就高,俯视着拥挤、低矮、陈旧的南城根。这样一比,倒觉得南城根可怜兮兮,像个没娘的长不大的孩子。不知道住在楼上的人,爬在阳台,低下头,看南城根灰扑扑的民房和院子里熙熙攘攘的人,会作何感想?

有时候,楼房上会有说话的声音,从窗户里渗出来,落在南城根头顶上。也有时候,会有人从窗户扔下一个啤酒罐,“哐当”一声,砸在民房顶子上,或者房背后。水泥与罐子相撞的声音,异常清脆,南城根酝酿了半个下午的寂静,瞬间打碎了。院子里,闲卧的看门狗受到惊吓,就势一蹿,狂吠着,满院乱跑,像苍蝇把头掐了。房东钻出屋,仰着头,朝对面的楼上咒骂几句,你怎么不把你们家先人牌牌扔下来,你住得高就越不要脸了。狗看着主人骂,就交权了,又卧下,打起了盹。楼上没动静,也不知谁扔的,骂几句,唾口唾沫,歪着脖子又进屋了。

阳光慢慢收敛,巨大的碉影开始一寸寸摊开。风吹过,摇晃着挂在防盗栏上的干辣椒。

突然又听见细细的哭声,从右边的民房窗口里,细细地飘过来,在干燥的空气里,哭声很快就干了,化了。怎么回事?也没听见吵架声,莫名其妙,那哭声变成了哽咽,一抬头,一个长头发的女子,穿着碎花裙,捂着红红的脸,倚在窗台上。倚着倚着,就不见了。

茶凉了。太阳合拢了翅膀,黑夜渐渐包围了南城根。椅子搬迸屋,风替你揭起了门帘。一个人,就这样把整个下午的光阴打发了。

剩下的凉茶水,就倒进花盆吧。

去他乡

我去安海的房子溜达。安海在扫地。满屋子烟味,像麻将馆。

我坐在他干木板搭成的单人床上。他给我倒水。完了打开窗户,用于毛巾往外扇烟味,一颠一颠,像赶苍蝇。

开始抽烟了?

我爸前一阵吸的,我连烟的味道也闻不惯。

我还以为你改正归邪,吃喝嫖赌都来了。

安海笑笑,露出了两颗虎牙。安海我什么时候认识的,记不清了。他住南城根,我也住南城根。他是乡下进城来上班的,我也是。他父母是农民,我父母也是农民。他在狭小的屋子里过着一个人的严寒酷暑,我也如此。我们真像,我像他的翻版,或者,他是我的复制品。我们唯一的区别,安海是公务员,在政府部门当秘书,我是事业单位的一般人员。还好,这样细小的区别不足以让我们产生多少距离,倒是相同的出身和现状让我们有种患难兄弟的感觉。我们经常打开天窗说亮话,没有忌讳。

安海有点胖,一张弥勒佛一样的圆脸,似笑非笑。进城之前,他在学校,经常西裤搭运动鞋,邋遢,不讲究。进城后,突然换了行头,皮鞋锃亮,夹克笔挺,嘴上的胡子刮得寸草不生。安海变得人模人样了。他说,要重新做人。我说,好好表现,还要善于接受潜规则。安海话多,或许是学校几年说惯了,不说,憋得慌。

屋子的烟淡了。安海打开灯,屋里亮堂了许多。铺着方格油布的桌子,床头的几本闲书,地上的红塑料盆,还有挂在墙上的一株吊兰,都披上了柔弱的亮光。这屋子真暗,白天也要开灯。

安海跪在床前,从床底下摸出了几瓶啤酒。他打开,倒了两杯,酒沫子溢出来,沾到手上,有泡沫破碎的声音。我们开始喝酒。

你爸逛城来了?

没那福气,到北京去。

干啥?

打工。

快五十的人了还打工去?

有啥办法,申请了一套经济适用房,砸锅卖铁,又借又贷,先付了十万,剩下的二十万还没音讯呢,家里没一分钱渣渣了,我的一点死工资就够养活我。安海抿了一口酒,酒沫子,糊在下巴上,他揩了。安海今天话也多,可能是喝了酒吧。不出去弄不成,一套房逼死人。

北京干啥?

—个工地上做饭的,一月两千多,他光擀面,一天早晚两顿。他腰不行,去年腊月刚做过手术,我让他在天水随便找个活,出远门不方便,他嫌挣不下钱。

地上蹲着四个空酒瓶,一个躺着,瓶口流出了酒水,地上湿了一坨。真像一具尸体,嘴里流着血。院子里有人咳嗽,咳嗽声在低矮的楼房间回荡,回荡。南城根多安静,这是周末的午后,阳光如漆,均匀地涂抹在这块地方。有人上街,有人做梦,有人抱着别人的女人睡觉。空空的南城根,没有人知道我和安海的谈话,像湿漉漉的羊鞭,抽打着午后的空气。

安海和我碰杯。他酒量差,白酒二两,啤酒两瓶,多了就吐。我们不划拳,不挖坑,有一搭没一搭喝,我常说安海你酒量真怂,不像男人。安海说男不男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说我不好那一口。

今天,安海喝了两瓶半,竟然没醉。安海爸前一阵刚走,晚上六点多的火车,他要送到车站,他爸说去一趟北道来回要六块钱,你省下吃一碗饭。然后自己背着他上初中时背过的那个烂书包,佝偻着腰,走了。安海说看着灰扑扑的老人从南城根消失的那一刻,他心上,像钉子扎,难过得流血啊。

家里的地呢?

全撂了,啥也不种了,牲口也卖了,大门锁了,人走光了。安海用牙齿吃力地撬开了一瓶啤酒,给我们添上。他捏着瓶盖在手背上摁,使劲地摁,直到他长满酒窝的厚手背落满了红色的锯齿形的印痕。安海的表情都点木。

安海妈常年在天津打工,有时当保姆,有时在食堂洗碗。有时候没活,一连十天在人力市场啃着干饼等活干,一瓶一块钱的矿泉水也舍不得买。一年给家里寄来一万多,已经有四五年了,年年如此,有时过年也不回来,家里留着他爸看家、务农。到年三十,她才急急忙忙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就挂了。安海给祖先烧香,听到电话,眼泪打湿了刚点着的火柴。

我妈又两年没回来了,一想,连人的模样都模模糊糊。安海呆呆地坐着,忘了喝酒。王选,你说父母养我们有啥用?打小拉扯大,受尽了罪,到老了,还要出门打工、伺候别人,我觉得我在作孽。

我刚要说话。房东在窗口喊,安海,电费,92元5角。安海应了一声,从衣兜里翻出了一堆皱巴巴的钱,数了半天,91元。还不够,给1元5角。我找了1元5角,给了他。

安海出去给钱,脚步有点乱。房东问,你爸走哪了?北京打工去了。房东拉得很长地嗷了一声。上楼了。

地上放着七个空酒瓶,瓶口张着,像死不暝目的人。安海忘了碰杯,一抬头,独自把一杯啤酒灌了,纸杯子捏成了一团。

安海醉了。醉了的安海多像倒地的酒瓶子,嘴角挂着白沫子。此刻,南城根多安静,静得可以听见安海的心跳。跳着,跳着,像泡沫一样,就破碎了。

豆豆,77号院一条苏格兰牧羊犬的名字。我不爱狗,也不知品种是否纯正。

这狗应该很老了,我刚搬到77号院住,它就老得蔫不拉几,现在,更是蔫不拉几了。给一条老掉牙的狗取一个很嫩的名字,多少让人感觉好笑。但满院人,都这么叫,也就习以为常了。

狗是什么时候养的?没问过,买的还是讨的?也不知道。不过房东老汉的儿子,倒是爱养一些猫狗之类,闲来无事,他便脱了上衣,穿条花裤衩,打着口哨,惹惹猫,逗逗狗。如果天气晴好,他把豆豆领到院子,打盆凉水,会洗个澡。洗完了,狗屁股上一脚,说,楼上晒太阳去。狗披着湿漉漉的黄毛,浑身一抖,水点四溅,唰一声,蹿上了台阶。看来再老的狗,也能挤一点劲,显一显当年的身手,要不,就只有等剥皮熬骨的份了。

豆豆爱虚张声势,我不知道这是苏格兰牧羊犬的特性,还是南城根狗的个性。有生人进门,它总是跟上战场一样,呐喊着,冲下楼,扎出拼个你死我活的架势,呼啦一声,扑到了你面前。你要是心虚胆小,逃之夭夭,那也就罢了。狗骂几声,无聊了,窃喜着,也就恹恹而去,继续做白日梦了。你要迎上去,假装对着干,它立马就蔫了,晃着尾巴,满脸媚笑和歉意,躬身而让。

当然,作为一条有了年岁的狗,比起南城根其他年少轻狂的狗,豆豆就显得颇有风度,至少有一种成熟的稳重,那种轻薄的虚张声势,也不轻易示人了。不像24号院那只拳头大小的黑狗,每天站门前,只要有人经过,就撕破嗓子叫骂,貌似路是它家的一般,像流氓、小混混,欠揍。更不像那巷子里流浪的野狗,嗅到肉香,就蹭过来,闻到火药味,就夹着尾巴逃跑了。

很多时候,其实豆豆是把那种故作的虚张声势,收敛成了一个午后,或者半个黄昏的沉睡。那些装腔作势,只是偶尔拿出来,练练腿脚罢了。它都一把年纪了,看家护院的担子,留给那只不知天高地厚的肥猫吧。再说,没几个贼愿意跑到77号院来偷个床单锅碗之类,这里是死胡同,好进难出。这些,一条把南城根生活旧了的狗,比谁都清楚。

于是,多数时间,它趴着,像一团烂布,闭上眼.打着盹,或者思考着什么,谁知道呢。一个人,到知天命之年,就喜欢把松散的骨头摊开,让阳光烤烤,烤出松木的味道,也喜欢闭上昏花的双眼,提前适应那即将铺天盖地而来的黑暗。一条狗,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刚搬进77号院的时候,豆豆就老了,把苏格兰牧羊犬的那种老相全盘托出来,修长、消瘦的面孔,下垂的尾巴,散乱、繁杂的狗毛,多像一位在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老干部。我住一楼时,它便每天晚上卧在我门口,再也不回狗窝了。我很纳闷,我不爱狗,也不施舍,更不亲近,它为何老呆在我门口。有段时间,总有“笃笃笃”的敲门声,我以为有人,喊,谁啊?没声息,又是“笃笃笃”。我只好咒骂着起床,开门,两边一瞅,没人,郁闷。如此一段时间,才知道是狗在用尾巴敲门。它想进来喝茶?叙旧?还是仅仅玩玩恶作剧?狗从来没有告诉我。

后来,我搬到二楼,本想着狗晚上就不来了。可它还是不离不弃,卧到了二楼门口,只是敲门的次数少了。但有时,当门虚掩着,它就揭起门帘,探进头,朝屋里瞅一眼,好像在看我干啥,我骂一句,你有偷窥癖吗?它脖子一缩,嘴角一撇,走了,似有委屈,似有无辜。我也纳闷,院子住着七八户人家,为何偏偏跑到我门口,难不成我命中有狗缘。于是,有段时间,我会莫名想起,大雨瓢泼,茅草屋下,烛光摇曳,书生和狐狸的昏暗故事。

除了敲门、窥探,豆豆还有一种让入迷惑的习惯。或许,作为一个狗,没有几个怪癖,是不足以在狗界混出点名堂的,这和人一样。每当有飞机从头顶飞过,或者放鞭炮,豆豆一遇此种情形,就会失常,总是昂头朝天,奔上蹿下,狂叫不止,如打了鸡血一般。我听过狂犬吠日这一词,但是狂犬吠机,倒是罕见。试想,炎炎夏日,午睡正浓,飞机滑过小院,狗便声嘶力竭,嚎叫不休,这是多么让人咬牙切齿的事,真想翻身而起,给它当头一棒。

不知其他狗有没有看见飞机、听见炮声,就会有抽筋一般的举动。于是,我常联想,这狗,或许上辈子是被鬼子的飞机用炮弹炸死的,所以,这辈子,一看见飞机,听见炮声,就充满了无端的恐惧和不共戴天的仇恨,这么一想,我倒心宽了。

在南城根,一条狗比一个人更了解这里的细节。正如豆豆,它知道什么时候把自己装得更像一条狗,吓唬吓唬陌生人。当人们在时间的灰尘里,步履匆匆时,一条狗用缓慢的步子,在巷道里溜达一圈,它比我们熟悉巷子里菜色的面庞,也更比我们熟悉城墙下那生活的本色。我们呢,在这里漂泊上两三年,甚至更短,就流落别处了。而狗呢,尤其是豆豆,它用一辈子把一个地方活得泛白、发旧,它把心贴下来,最后也就成了南城根的一部分。在夜晚,大地之上,星辰之下,南城根的人,都包裹在梦里了,只有那条狗,还醒着,它掀开大门,披着满身苍老,蹒跚而行,它想看看南城根,这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是否还有什么落下的往事。而此刻,漆黑的巷道,飘过了一个比黑更黑的影子。

文/王选

二月二晴，黑霜煞一层；

二月二下，庄农搭一架；

二月二阴，麦子起身齐崩崩。

——民谚

关于这些节气的民谚，老人们是熟稔于心的。一些祖祖辈辈留下的口诀，在心里，念叨

久了，像珠子，就打磨得温润光滑了。

这一年的二月二，天晴。田野萧杀，村庄瑟缩。黑霜，落了一层。真是黑霜，如薄刃，把枯草割倒，把新苗撂翻。合着那暗淡的天色和灰旧的洋槐林，虽是晴天，但似乎整个上午都在暮色中恍惚。过了中午，刮了一场东北风，掀翻了几个麦草垛，天清亮了些许。

在秦源，冬天只吃两顿饭。早饭和午饭并到一起，十点多吃。多是馓饭、拌汤、洋芋菜之类。下午做饭早，五点就吃罢了，多是面条，浆水的、醋的，来来去去就这两种。打了春，到了二月，天气虽长了，但吃饭还依着这个点，直到二月底，下地种秋田。

早一顿晚一顿，下午两点，人就有点肠肚空空了，都要搜寻着吃点，垫垫肚子。乡下人，没冰箱，无零食，除了馍馍，就没别的了。多数人，捞半碗酸菜，撒上盐，舀一疙瘩油泼辣椒一和，端半片干馍吃起了。

正当人们蹲在门槛上酸菜下馍馍时，村里响了一串鞭炮。人们扯着耳朵听了一会，没动静。还愿、安土、待客、入烟、恭贺，或者小孩瞎玩，反正村里人大大小小的事都会放串鞭炮的。鞭炮响后，人们又弯着头吃馍馍。

赵喜森去商店买烟，回来后说赵孝贤大大（父亲）贵禄老汉上吊了。

啥？上吊了？

我刚去买烟，在商店碰上孝贤买鞭炮，我问干啥用，他说我大大吊死了。

啊，早上我还刚看见他穿得新新的，在梁上转呢，咋就上吊了。

我昨天还在集上看见他啊，好好的人啊。

很快，贵禄老汉上吊的消息在村里像风一样刮过，四散开来。大门口多了一堆闲人，压着声音议论着贵禄老汉上吊的事，猜测着寻短见的原因。上了年龄的妇女，心软，絮叨着别人的生死，联想到自己的苦衷，泪花儿就扑簌簌滚落在满是皱褶的脸上，便打发自家的老汉去给贵禄老汉烧纸。老汉们猫着腰，裹着结满垢甲的棉袄，揣着香蜡纸票，去了贵禄老汉家。

在秦源，一个人走了，叫下场了。好像人一辈子就是走个过场，到地了，就该下来睡进黄土里了。或者说，人生就是一场折子戏，属于你的部分，演罢了就该下场，让给别人了。这么说着，都是凉透心的事。

村子里隐隐传来稀稀拉拉的哭声，在黑霜消融的褐色瓦片上，一层层流荡，水滴一般，落入屋檐，消弭了。这自是贵禄老汉子孙的哭声，后半生寂苦的老人，用死亡终于换来了一场热闹，然而这热闹，却如黑霜般凄冷。

前去烧纸的老人，帮着赵孝贤料理贵禄老汉的后事。在秦源，死亡是一件比出生都重要的事，满月可以不过，但死后丧事的办理，必须依着规程和习俗，不敢疏忽。在老人的指点下，由父母双全的人用柳枝夹着白布，给贵禄老汉沐浴擦洗。然后是出殃和招魂，这些由懂规程的老人做。先轻轻拂合口眼，后抬至正堂供桌，再用白纸掩面，麻线绕脚，水被盖身，冥票为枕。然后就是烧倒头纸，献倒头饭，烧落草纸，点明路灯。再用白纸写上贵禄老汉生卒年月、姓名等，制作牌位，供于正堂一角。

随后，还要报丧。由村里亲友带着贵禄老汉的孙子赵四平，到村里人家磕头报丧，邀请前来帮忙办理丧事。在秦源，村小，有个红白事情，都是全村人出动，即便如此，也常常感觉人手欠缺，还得由主人家去邀请亲戚帮手。在给村里人报丧的时候，赵孝贤给老大赵孝忠打了电话，通报了家父去世的消息，至于死因，闭口未提。

在孙子赵四平口里，人们知道了贵禄老汉上吊的细节。

早上，贵禄老汉从衣柜里翻出一身新衣裳。那还是好多年前贵禄老汉过七十岁生辰，自己到镇子上花钱缝的。那时候，镇子上还有一家裁缝店，生意落寞，门可罗雀，唯有靠给老人缝制衣物维持生计。贵禄老汉扯了布，在裁缝店，量了尺寸，照着体形做的。在箱底，一压就快十年，一直没有机会拿出来穿。上衣，稠面，黑里透着暗红，印有淡淡的杯口大的福字。暗黄里子，疙瘩纽扣，对襟。裤子是青布裤，显得略宽。或许是这些年瘦下来的缘故，在缝时，想必是合身的。鞋是圆口青绒布鞋，白布千层底，麻绳一针一针纳的。鞋帮镶了黑边，阵脚也细密有致。鞋是贵禄老汉的老伴活着时趁眼睛亮，能瞅见针鼻孔，一针一线做的。贵禄老汉穿着新衣裳，在村里走了一圈，又踩着霜到自己耕种了一辈子的地里转了转。那时天麻麻亮，村里没几个人出门，有碰见的，还以为老汉穿这么新，是去走亲戚，没有在意。

一个老人在初春的严霜和寒冷里，把曾经熟悉而早已昏暗的往事翻出来看了看，他内心装着什么样的心绪，没有人知道。或许是不舍和怀念，或许一切早已经淡然。仅仅是看看，连告别也算不上。因为这一眼看过，就无来生了。此刻，那些熟悉的乡邻，还在尘埃深处做梦。

那些土路巷道，还揣着昨天的足迹。那些山野，还在暮色中蜷曲。那些土地，深埋着他耕种收割的脚印、汗水、血滴，可几十年过去了，它们在泥土里依旧没有发芽。

他一生去过的地方不多，最远去了一趟西安，那还是农业社时期，他是大队的保管，去西安背新品种的胡麻籽。也是来去匆匆，都没顾上看兵马俑。这是个遗憾，他念叨了一辈子。然后就是几趟天水城，看病去了三次，孙子结婚去过一次。剩下的地方，也就仅是西秦岭这一带了，来来往往地走动。

年轻时，他可是个精明能干的小伙。人干事心细、守信，后来当了大队的保管。一当十年，队里的大小物件、粮食作物、衣料布匹等全由他保存管理。保管是个得罪人的事，那时困难，缺衣少穿，有要有偷。卡得太死，遭人唾骂。管得太松，没了秩序。所以，有些时候日子难过，他总是偷偷想法接济一点。也就这样，人缘好，村里人都敬重他，走到哪，都把他往上席放。他也是个爱热闹的人，哪里有人往哪里钻，人堆里，出主意，谋点子，或者讲走西秦岭一带听来的逸闻趣事。平时还组织了一个秦腔散班子，平时六月天，割麦、打碾，忙得天旋地转，累得皮失板散，晚上回来后还要和几个酒友凑一块，唱一段心里才舒坦。他就是这么个人，热闹惯了，也被人尊抬惯了。

二十二岁时，娶了个媳妇，难产，孩子和大人都没保住，殁了。后面，村里人又给她穿掇一个村子南边林区的，殁了男人，带着男娃，就嫁了过来。过来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带来的那个，老大叫孝忠。后生的这个叫孝贤。女人踏实，是个料理庄农、拉扯娃娃的好手，两口子都恩爱。小吵小闹也有，两个人，一个锅一个勺，哪有不磕碰的。但大吵大闹几乎没有。两个人，都是明白事理的人，你有气，我让一句，你发火我躲一会，多大的事也就消融了。两口子，就这样相濡以沫地过了一辈子。

村里人还从赵四平口里得知，贵禄老汉早上转了一圈回来后，就到懒球屋里去，让懒球给他剃一下头。懒球有个电推子，据说还是从城里捡的，回来后捣弄好，负责着一村老汉们的脑袋。年轻人，都在外面，花钱烫染，弄得跟翻毛鸡一般。中年人，到镇子上，掏个五元钱，修修剪剪。老人们，一是去不了镇子上，二是怕花钱，也就由着懒球拾掇了，反正短了就行，像地埂上的草，割干净就了事了。懒球说，贵禄爸，这么冷的天，你剪头就感冒了，再等几天吧。贵禄老汉搔着雪白的头发说，没时间了。懒球也没理解这话啥意思，他是懒人，懒得去想。他搬了一把折了一条腿的板凳，摆在院子一角。一束十点半的阳光翻过土坯墙，冷冷地落在凳面上。贵禄老汉坐定，懒球提着电推子，在他头上收割开了。剪毕，懒球伸着脖子把贵禄老汉脖子上落下的雪末子一样的头发渣吹掉，又用干毛巾擦了擦。贵禄老汉摸了摸后脑勺说，麻烦懒球了啊，我这颗头，一村人就你动得最多。咧着嘴笑了笑，就出门了。出门前又说，麻烦你了，懒球，你忙吧。懒球送到门口说，贵禄爸捣一罐茶了再回去？不了。

下午两点，赵孝贤和儿子孙子在堂屋收拾东西。孙子上幼儿园，马上开学了。他们要在第二天一大早全部进城。赵孝贤和女人接送孙子上幼儿园，儿子赵四平带着女人去内蒙古开挖机。这已经是第三年了，自孩子上幼儿园起，赵孝贤和女人就进城照顾孙子了，家里留着贵禄老汉独守。他们在一个化肥袋里塞满了米面油盐、衣物鞋袜、葱蒜辣椒等，似乎要把半个家搬走。

重孙梓杰去太爷（祖爷）屋里玩耍，发现太爷吊在窗扇上，叫了几声没有应，就跑去堂屋告诉了大人，说太爷挂在墙上荡秋千。赵孝贤和赵四平跑下去，一进屋，发现老人已经吊死了。他肯定是把半截麻绳绑在窗扇上，站在窗台，挂住脑袋，脚下一移，悬空后，吊死的。上吊的贵禄老汉戴着一顶藏蓝带檐帽，紫黑的脸，舌头搭在下巴上，直溜溜，也是紫黑的。炕上，还有从窗台打翻下来的半个梨。儿孙慌乱把老汉抬下来，放到炕上时，身上早已凉透了。

贵禄老汉的死，据村里人定论，是孤独死的。三年前，赵孝贤和女人、赵四平和女人，还有独孙，全部去了城里。一开始，贵禄老汉是不赞同送重孙去城里上幼儿园的，说以前的人没上幼儿园还聪明得很，再说家里老伴有病，需要人照看。但那时候，他已人老言轻，再反对也无济于事。一家五口走后，家里留下了贵禄老汉和老伴，两人相依为命。老伴之前身体还好，能爬锅爬灶，把一口饭弄熟。后来得病，睡在炕上不能动弹了，叫儿孙，无人回来。伺候老伴的事，就全靠他了。他一个老汉，吃饭都吃力，还能有几分精力做饭？但人活着就要一口粮食填啊。实在没有办法，他也就老眼昏花地围在锅灶边，生一顿熟一顿，干馍馍一顿，汤糊糊一顿，有一顿没一顿过活着日子。若仅是吃饭也罢，可日子不光是这些。家里没面了，他拉不到镇子上去磨，只能看脸色央求别人捎带着磨一袋。水窖里没水了，要去担，两半桶水，他哼哧哼哧要担一个上午。没填炕的粪，他得向邻居家厚着脸皮一次次讨要，毕竟身子骨寒了，没一坨热炕就活不到天亮。晚上，老两口躺在炕上，说起日子的难处，眼泪就把枕头湿了一大片。

老伴瘫痪一年后就撒手人寰了，把一摊子难心和凄楚全推给了贵禄老汉。贵禄老汉常说老伴是个狠心人，把他一人留下受苦，自己躲清闲了，不是说好，日子实在推不前的一天，要死就吃点农药一起死的吗，这个一辈子从不撒谎的老家伙啊，这次撒了一个大谎。

老伴一死，这日子也就落寞透顶了。活着时，即使瘫痪着，心里还有个牵绊，耳畔还有个回响，眼前还有个亲人，叙叙旧、唠唠嗑、发发牢骚，也有个说话的人。日子过得苦点、累点，咬咬牙齿落光的牙龈也就过去了。可现在，啥声响都没有了，空落落的院子，除了野猫翻墙而入，踩落几块土疙瘩之外，就别无它物，也再无响动了。

他的大儿子，毕竟不是亲生的，早些年，一家人进了城，儿子、媳妇拣破烂收废品，大孙子开个大排档，当起了城里人。大儿子信基督，不敬神，逢年过节也是不回来的，死了的先人也不来看，活着的就更不用提了。二儿子一家，进城后，也就很少回来了。回来，不是取面就是拿油。他和子孙们之间不咸不淡、不亲不疏，也就那么回事，反正他心里亮着，儿孙们是靠不住的，让儿孙们不要靠他就行了。

儿孙们也少有电话来问他死活，他好像被遗忘了一般。有时候他们回来，明显从眼神和口气里感觉到，他们嫌弃他，觉得他是累赘，是老不死，牵连了他们。他就常想，人活着真难啊，年轻时日子难，老了心里难，只有死了好，万事不再牵挂，干净、省事。

老伴去世后的一年多快两年里，他都是一个人过的。要么坐在门口的土台上晒太阳、发呆，让虚弱的光线把他的骨缝一遍遍清扫，扫掉在这世间多余的念想。要么就是上沟里拾柴，拾一摞背着，慢慢摇回来。人一忙，有点事干，日子打发起来就快了。再一乏，晚上就能早早睡了。偶尔也去老伴的坟头拔拔草、说说话。他看着老伴左侧的那块空地，心里踏实。他知道，不用多久自己就可以睡到这里了，再也不用孤苦无依了。这世上，说是过场，可终究还能落得一块地方。

人们从赵四平的口里慢慢知道贵禄老汉的死，其实早有打算的。包括去赶集买一顶新帽子，穿着新衣裳在村里和地里走一圈，让懒球理发，这一切，都是为他死去做着告别和准备。

报完丧后，就开始请总管，安排干事了。

第二天一早，一拨人开着三轮车去了镇子上，购置招待人的食材，扯子孙穿戴的孝服，还有香蜡纸票、纸人牛马等。一拨人去请阴阳、厨师、做棺材的匠人。阴阳先到，看了送葬的时间，去世后第三天，包含去世当天，下午三时，入土为安。厨师来了，开始准备招待人的酒席，前两天，粉汤菜、干蒸馍。第三天，五碗四盘子。做棺材的匠人，在院中间劈柴、切板，提着墨斗和推刨，耳朵上夹支铅笔，眯缝着眼睛，看木料是否端正。赵四平嫌不热闹，打电话请了吹响。两杆唢呐、一面鼓、一副钹，在子孙们跪在门外哭路头，接亲戚时吹，吹的都是苦音，让人悲凉。村里人私下说，活着时不孝敬，死了吹得呜哩哇啦，有啥意思。儿孙们在地上的麦草里坐草铺，守灵。村里人和亲戚陆陆续续来烧纸凭吊。烧毕，在院子里喝喝茶、打打牌，拉拉家常，各人忙活着各人的事，好像把贵禄老汉忘了一般。晚上，平时跟贵禄老汉和赵孝贤、赵四平关系好的，就留下喝酒挖坑，或者搓麻将坐夜，一坐就到天明。第三天，招待亲朋邻里坐毕席，就该敛棺了。敛棺时，在棺内均匀地铺一层筛子筛过的干燥细土，然后将贵禄老汉的尸体抬至棺内，用干土固定。五年回了三次家的长子赵孝忠用筷子夹上湿棉花，擦洗了后爸贵禄老汉的眼圈、耳朵、口，最后是脸，这叫开光，开光后用一面小镜子照照，然后转身摔碎。接着子孙亲友瞻仰仪容。贵禄老汉躺在黄土上，双目紧闭，神情安详，如睡着了一般，再也不用为生活操劳、不用被孤独折磨了。他像解放了一般，嘴角微微翘着，用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向这个世界做了最后的告别。似乎在给子孙们说，这下你们没牵没挂，满意了吧。瞻仰毕，就该封钉了。木匠将棺盖盖在上面，一般只有三枚木钉，每枚敲打三下。封钉时，嘴里念：一点东方甲乙木，子孙代代居福禄；二点南方丙丁火，子孙代代家和合；三点西方庚辛金，子孙万代发万金；四点北方壬癸水，子孙代代大富贵；五点中间戊巳土，子孙寿元如彭祖。念毕，赵孝忠喊：亲人躲钉。小子们便退到一边，以免木钉伤及死者灵魂。也不能将泪水落入棺内，视为不吉利。盖棺之后，唢呐响起，儿孙伏地，嚎啕大哭。其声之悲，让人动容。

时辰到，就该送丧了。全村所有青壮年全去抬棺。最前面，是孙子赵四平，头顶孝子盆，怀端灵牌。后面是拄着孝子棍、分成两列、披麻戴孝的子孙。接着是八人肩抬灵柩，跟随其后，四周围着随时替换的村人。接着鸣放鞭炮、抛撒纸钱的人。棺材出村时，村里的女人们会捏一把麦草，在自家门口点燃，借着烟火，送贵禄老汉最后一程，也取发财之意吧。

到了坟地，墓穴早已挖好。赵孝贤进入穴内清扫，以表孝心。按照择定时辰，将棺木下入穴中，由阴阳定位正柩后掩埋起堆。孝子祭奠化纸，长跪哭坟。临走时，包一撮土，留着“复三”时用。

就这样，贵禄老汉入土为安了。在黄土之下，儿孙们再悲恸的哭喊他再也听不见了，儿孙们的好歹他再也不过问了，人世间的酸甜再也不品尝了，老年的孤寂再也不经受了，一切都被黄土掩埋。这人世，再也与他毫无瓜葛，他将活在秦源人的遗忘里。人生下场，大幕落下。唯有残照如血，泼洒在他坟头湿润的泥土上，泼洒在老伴坟头的麻蒿上。

贵禄老汉去世后的第二天晚上到第三天凌晨子时，赵孝贤和儿子赵四平及几个邻居到老汉坟头烧了“复三”纸，把下葬时带的土撒入坟头，算是安抚山神土地，使亡人免受阴间的欺辱。在西秦岭，相传不“复三”，亡人会一直跪立坟头，山神土地不予放行。撒土毕，赵孝贤将坟墓清扫，孝子棍插入坟前，磕头烧纸。返家时他喊：孝子谢孝哩。这喊声，在幽暗空寂的山谷里回荡着，直到被冰凉的月色从山头翻过来，一点点淹没。贵禄老汉是再也听不见这孝子所谓的孝心了。随后，一众人说着闲话回了家。

“复三”结束，赵孝贤和儿子一一归还了所借的物件，这丧事就算全部办完了。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他们五口人锁了门，背着大包小包，搭上早班车进城了。在秦源，只留下了一个新添的坟骨朵，不开花，不结果，只是大地疼出的一个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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