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词话本”存有大量的“剧曲”和“散曲”，这是与“崇祯本”不同的重要特征。二者区别产生的原因，台湾学者魏子云、香港学者梅节、美国学者蒲安迪等认为：二者分属不同的传抄底本，是兄弟关系。而大陆学者黄霖、王汝梅等认为，“崇祯本”是“词话本”的评改本，是父子关系。“即将词话本的回目、正文稍作删改、修饰后再加评点和图像刊行。”[1]对于二者版本之间演变的描述，过去从文本形式着眼得多，从“词话本”“剧曲”和“散曲”特有的叙事功能上论述得少，因而，本文着重谈一谈《金瓶梅》唱曲叙事功能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

一、“词话本”存有“剧曲”和“散曲”真实地再现了生活的原生态。

我们知道，“词话本”是一部未经文人写定的民间说书人的说唱“底本”，是兴盛于元明两代的民间说唱的艺术形式。从其产生的大文化背景来看，它是“寄意于时俗”（欣欣子序），镶嵌在《金瓶梅》中的剧曲和散曲，或是结构故事，或是推动叙事，或是刻画人物，其数量之多，其功效之著，不仅真实地再现了生活的原生态，而且是中国古典小说不可多得的杰构。学者因而将其概括为“以曲代言”“以曲叙事”“以曲抒情”的艺术特征。

先看“词话本”存有的“剧曲”25种：其中作为剧曲清唱有：

第27回《琵琶记》、《唐伯亨因祸得福》；

第31回《陈琳抱妆盒》；

第41回《两世姻缘》；

第46回《子母冤家》；

第54回《倩女离魂》；

第61回《流红叶》、《林招得》；

第64回《红袍记》；

第70回《宝剑记》；

第71回《风云会》；

第72回《月下老定世间配偶》等。

此外还有搬演的十几个剧目，如：《香囊记》、《玉环记》、《南西厢记》等，描写最为详细的是第63回关于《玉环记》的演出。

再看以唱曲为主要形式的散曲就有多支，出现在缙绅厅堂、女眷深闺、青楼妓院、花前月下，有豪富之家妻妾的感伤而吟；有歌妓的即席演唱；有趋炎附势的逢场而作，这一支支、一套套情趣盈然的唱曲，真实地再现了市井生活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