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华”曾经闻名于海内外，因为“康华”与邓朴方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年9月，国务院宣布对“流动领域”的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和审计。在惩治“官倒”的一片呼声里，“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在当时著名的五大公司中首当其冲。 　　 　　“康华”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派生出来，目的是想拿企业养事业。邓朴方说:“‘大康华’同‘基金会’脱钩，但公司赚到的钱还是要为残疾人办事，实际在财务上还是同‘基金会’有联系，根本的一条就是减轻国家对残疾人的负担。”　

轰轰烈烈“大康华” 　　

　　曾为“康华”公司发起人之一的王晓光(其父王延春，曾任湖南省委书记)说:“邓朴方找赵紫阳谈过几次。头一次谈，赵紫阳听完邓朴方的想法后，说:‘先不要成立大的了，你就把那个小的搞好就行了……把小的巩固住再说。’

“后来，‘小康华’确实搞得不错，邓朴方又找赵紫阳谈。这已是年初，赵紫阳同意了。由国务院办公厅下文，成立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 　　 　　建“大康华”的方针是:以贸易为先导，实业为基础，金融为依托，科技为支柱。邓朴方同意这个方针。同时他考虑:“大康华”是个部级公司的架子，要撑起这个公司，必须有几位部长级的老干部。邓朴方首先想到了原冶金部部长唐克。邓朴方找唐克谈话，唐克果然像大老板。一米八的大个子，嘴里咬一支和他的体型很般配的粗粗的雪茄烟，一声不响地听邓朴方讲。

　　 　　“嗯。”唐克从嘴里拔下那支粗大的雪茄烟，像抓了一支大笔似地挥挥，“最近，我正研究21世纪的经济走向。你们的想法很好，对头。”他将雪茄烟在半空中一戳:“行，为残疾人服务，我愿当这个董事长，争取把公司搞好。”

　　“我再给你推荐两个人，高扬文和周传典。”唐克推荐的这两个人都是他的老搭档，曾任冶金部副部长。 　　于是，“大康华”的领导班子便这样定下来:董事长，唐克；副董事长，高扬文；总裁，韩伯平(时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副总裁，周传典(常务)等。

　　 　　“大康华”成立时，国家投入1亿人民币，“小康华”及“康辉旅行社”带入7千万资产。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最初只筹建了7个二级公司，都是正局级。 　　 　　在康华公司成立大会上，唐克、高扬文先后讲话。唐克说:“我讲了，总公司是管理型，我再给你们现在的工作制定一个方针，叫作‘跑部’方针。不是跑步，是跑部……”唐克那支雪茄在半空里书写，“部门的部，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都管着许多公司。但现在下文件了，要求脱勾。这些公司脱到哪里去?各部把公司交给谁?”唐克灿然一笑，将粗大的雪茄朝怀里画个弧圈，一只眼神秘地挤挤:“所以要‘跑部’。动作要快、要勤……”

　　唐克之后是高扬文讲话:“原来议定‘小康华’专攻外贸，我看有侧重是对的，但除此外，7个二级公司也可以做外贸。现在搞改革么，哪些行业适合康华做?说不准。所以要跨行业跨地区，允许业务范围交叉……” 　　 　　“唐高讲话”，大政方针已定，“大康华”全面运作起来。天上地下，飞机火车，四面八方…… 　　 　　年3月正式拿到营业执照不足半年的时间里，“康华”便取得了令人惊叹，也令人愤懑的成就。

　　 　　一直经营很好的“小康华”自不必说，就是刚挂起牌子拉起队伍的公司也可以自豪地报几个数字。 　　

康华国际信托公司赢利多万，康华国际租赁公司业务量达1亿多元。周传典拉人搞起的“金属公司”赢得多万元。高扬文组织人马搞起的“矿业运输公司”也赢利多万元。康华综合能源开发公司靠自己的信誉和关系便融资几千万元。 　　 　　根据唐克提出的“跑部”方针，“大康华”的能人纷纷出动“跑部”。多数工业部委都把自己的企业和厂子拉出单子和计划，想在“康华”里搞一块自己的天地。高扬文更是雄心勃勃，与空军谈判,想把“联航”划入“康华”。

　　 　　美国来了高级经济代表团，同“康华”谈判，想把C飞机的全套生产设备迁来中国…… 　　 　　日本也来了高级代表团，找“康华”谈判，想在中国投资，再建一座规模相当于“宝钢”的大钢厂…… 　　 　　香港的甘维珍咨询公司也来找“康华”，介绍美国最大的IAB保险公司，想同“康华”合作，打开中国保险公司在大陆的一统天下的局面。 　　 　　日本伊滕忠商社主动来找“康华”，主动表示愿提供10亿美元贷款，年利率4.5%，大大低于当时英国8%左右的莱波尔利率。 　　 　　美国的最早与苏联做生意的哈默公司也来找“康华”谈生意。据说哈默见过列宁，这次提出想见邓小平。在“康华”公关部副经理杨壮生陪同下，他如愿以偿地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 　　 　　“康华”的魄力是如此吸引人。仅打开半扇门，二级公司便从7个一下子猛增到60多个。“康华”的副业是如此兴旺发达：这60多个“鸡娃子”，有“自生”，没“自灭”，反而都在令人惊愕的极短时间里“长大了”,又“下了鸡蛋”，“还能孵出鸡娃子”。以至于“康华”总公司自己也闹不清有多少孙子辈的“康华”? 　　 　　以至于社会上一些人惊呼:“你们这不成了康华共和国了么!” 　　 　　“康华”就像施肥过多长疯了的庄稼。当它在成就的极峰上明光闪烁时,一些有生活阅历的人便已不安地想到那句至理名言———物极必反。

“康华”从极峰上坠落

　　一次，有关领导向邓小平汇报工作，谈到国内在香港办公司太滥，港人对此颇有微词时，邓小平简短说一句:“先从我们家开刀。”他指的是“康华”在香港的几家分公司。其实邓小平这句话主要证明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凡事首先律己，再一个就是邓朴方与“康华”不容置疑的联系。邓朴方退出了“康华”，却又与“康华”有斩不断的联系，矛盾便由此发生。 　　 　　“康华”都发生了哪些问题呢?…… 　　 　　比如有关部门反映的“‘家耗子’倒卖石油”。“家耗子”叫郑浩，曾任石油部总调度长、储运局局长。他是由唐克动员出来，出任“康华”所属的综合能源开发公司总经理。他到“康华”，一分工资也没领过，他说:’给残疾人办事怎么能要钱?” 　　 　　郑浩作为储运局局长，对石油部情况很了解。石油部有批罐底油，是抽走油后残留罐底的油，质量差，平时扔也就扔在那儿了。如果变废为有用，这批罐底油的生意做好了可以有几千万元的收益。 　　 　　可是，他犯了一忌。俗话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他曾在石油部任过总调度长，又把生意做回石油部，立刻引起反感和看法。受到一片指责:“家耗子，偷油吃。” 　　 　　第二笔大生意更显出他精明能干，可也影响更糟糕。石油运输一直是个紧张问题。他马上看出这里有生意可做。他靠借款和融资，搞了40节油罐车，与齐齐哈尔铁路局联营做运输。每节油罐上印了“中国康华”4个大字。伴着列车的隆隆声，老百姓的议论也“隆隆”不休。 　　 　　比“家耗子”问题更严重更有根据的还有“劳务案”，“走私汽车案”、“套汇案”、“偷税”及“贪污”…… 　　 　　事后查明，以上问题有的是属于代人受过，如“走私汽车案”、“劳务案”；有的是属于定性不准，如“贪污”、“偷税”、“套汇案”，等等。 　　 　　实事求是讲，老百姓对“康华”的议论许多与事实有偏离，但国务院对“康华”进行清理整顿和审计，却是有根据有必要的正确之举。若没有此举，难免不滋生，腐败真正的大案要案也就很可能会在“康华”发生了…(来源：特色文苑1)

延伸阅读——

原副总理之子回忆往事揭秘中南海高干待遇

　　夏，北京灯市口附近。胡同深处一座略显落旧的院子里，纪坡民正在备茶。

　　纪坡民，历史学法律学专家，纪登奎之长子（纪登奎~年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年病逝），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管理研究室工作，现已退休。

　　除了本刊记者，还有友人前来拜访，纪坡民置好桌椅茶水，招唿大家随意落座。院内植有芙蓉树、石榴树和爬山虎，静谧闲适。你就明白了。

　　纪坡民的居所装修质朴，看起来非常普通，但这宅子却有着不寻常的历史。

　　“年底至年粉碎‘四人帮’之前，这个院子一直是华国锋的家。他当上国家主席后才搬走。”纪坡民告诉《了望东方周刊》。

　纪登奎辞去职务前夕，中央发文件限制高级干部生活待遇，当时纪登奎住在西单附近的一座两层西式洋房里。“我爸听到这个文件，就主动提出不在那住了。”纪坡民说。

　　年，纪登奎家即搬至现在的院子。“爸妈和弟弟，还有我二妹的一个孩子住这。那时我在河南，我大妹妹在江苏，小妹妹在单位。一直到年我爸去世，一直是住在这里。”纪坡民说，“原来四个院子是一个单元，当时华国锋住了三个院子，我们现在住的是其中一个院，其他两个院子后来改为宾馆了”。

　　提起父亲刚到北京工作时，纪坡民说住房的租金曾让母亲大发火气。“我爸刚来，中央后勤干部告诉我爸说一月房子租金元。我妈脾气大，说我们一共才一百六七十块钱的工资，交了房租还怎么吃饭。吵了一架，后来改成30元。就是这房子。”

纪坡民回忆，“华国锋刚到北京时，老老实实地交了块钱房租”。“华国锋的工资级别和我爸差不多，属于9级干部。”纪坡民说，“父亲当时定级工资是多块，母亲是13级，工资一百六七十块，“我爸年去世时工资元。抚恤金为10个月工资，家里落了0元，我领回来的。回来我说，买个大立柜吧。到现在还是没买，都是50年代的家具。”

　　毛泽东带头降工资

　　纪坡民透露，年干部定工资后没再涨过，之后甚至还发生了“减薪”的插曲。据史料记载，当时中国实行24级干部工资制。

　　后来，毛泽东又提出“降薪”建议。在这一建议的影响下，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工资由此降为“每月人民币.8元”。

　　这样的工资标准曾让一些家庭负担重的干部感到生活费用“吃紧”。纪坡民提起一位曾参与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人员，“在首长身边也是干过大事的，当时他工资56块钱，家里老婆加两个孩子。在大会堂里面工作，每天要交8毛钱的伙食费，一个月24块钱，再抽点烟，给家里顶多交15块钱。年代他跟我爸说起来时，我爸惊讶地说，哎，闹得你这么困难，你也不说提，要知道当时把伙食费给你调低一点就好了。”

　　中央领导人当中，刘少奇、朱德过得最“穷”，因为要照顾的子女人数众多。“刘少奇家里七八个孩子，四百多块钱的工资，王光美参加工作的资历比较浅，比我妈还差十来年，我妈才一百多块钱，她的工资肯定也不多。”纪坡民说，“朱德是把老家的小孩弄来了，日子过得也紧巴。”

　　政治局委员家里住一个警卫班

　　纪坡民说，“有个中组部的工作人员跟我讲，有一回我爸和李先念在筹备四届人大，忙到夜里一点多了，李先念说，还得说一会儿，给大家提提神，每人一杯咖啡。30个人，一杯四毛，这12块钱是从李先念的工资里扣的。”

　　“李先念工资高一些，四百多块，他敢这么干。”纪坡民说，“我爸从来不敢张这种嘴，他扣不起，一月工资二百多块钱，这么个扣法，家里回头没法吃饭了。

　　当然，严苛之外，国家领导人还是有许多和普通百姓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虽然纪登奎家里的伙食费均要用工资承担，不过买菜渠道与一般人不同。“炊事员买菜都去领导人特供的地方买，东西好一点儿。米面油都是一样的价钱，肉比外面稍微便宜些，另外就是外面买不到的东西，那里能买到，种类丰富一些。”纪坡民说。

　　刚结婚时，纪坡民有次回家，妻子上街看到山楂糕不错，买点儿回来想做汤，炊事员不给做，说街上买的东西不准吃。“但这种特供仅限国家领导人，省委书记就没有。当时的河南第一省委刘建勋家里是自己雇的保姆，自己上街买菜。”

　　在安全保卫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级别也比较特殊。“政治局委员家里住一个警卫班，我们家是这种情况；常委和副主席以上的家里面是一个警卫排，像小平那时候的家里。”纪坡民说，家里的秘书、警卫员、司机、锅炉工、炊事员等也都不需要自家出钱雇，是公家派遣。

　　“粮票之类跟普通人一样，当时中国只有火车餐车上不用粮票，中南海里面也要粮票。”纪坡民回忆，“后来中央对高级干部有了些照顾，开小灶。可能是年的时候，我爸妈跟我们不在一块吃饭了，这是困难时期后期，前期是在大食堂吃饭。”

　　关于服装，在军队任职的免费发军装，出国的国家发置装费，其他的都是一样。“公家出块钱，在指定的店里做。”纪坡民说，“我爸爸没有西装，有一套中山装，只出了一次国，是去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出访时给他做了一身衣服。”

　　纪登奎刚来北京时，国家给配了电冰箱；年纪坡民回家的时候，家里已经有黑白电视，年换了彩色电视，也是国家配的；年，中央统一给领导人的办公室配备了空调。“那之前，所有办公地方没有空调。连个电风扇都没有，都是拿着芭蕉扇。”纪坡民说。

　　除了国家配备的，纪坡民回忆说，家里也没有什么电器，收音机没有，自行车没有，有年代买的缝纫机，已经坏了，“我们家也不全是没有钱，我妈是出名的土八路，不是会过日子的人，他们不讲究吃穿用。”

　　“叶帅说话了：总理，你给大家放半天假行不”

　　在纪坡民的印象里，父亲没有礼拜日，也没有逢年过节，经常是“两眼一瞪干到熄灯”。

　　“那一年过春节，政治局还在开会。叶帅（叶剑英）说话了：总理（周总理），你给大家放半天假行不。最后放了半天假，我爸晚上十点多回来的。”纪坡民说。

　　除了超强的工作时长外，当时中央领导人的作息时间差不多都是“黑白颠倒”。纪坡民透露，这大约是顺着毛主席的工作习惯，基本上中央领导人都是这个习惯，到华国锋的时候才变。“最苦的是中央办公厅，夜里陪主席熬夜，白天还得上班啊。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跟我说过，他那十几年一逃诩是上四个班。”

　　“我爸起床时间是中午12点到1点，第一件事解手，盥洗室内秘书准备好了各种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就在那儿看报。”纪坡民说，之后在家里的办公室处理各种文件，写批示，“这些文件都是后半夜和早上爸爸睡觉时，车一趟趟地送家里来的。”

　　纪坡民记得，爸爸戴个眼镜，趴在桌子上，要用一个多小时处理这些文件，然后才吃“早饭”，此时大致下午两三点。饭后，有10分钟空闲，就打两局乒乓球。这中间司机和秘书早就准备好出发，他坐上车就出去上班了，直到夜里12点到1点回来。这中间家里又送来一大摞文件，又得办公，估计要看2到3小时。夜里3点多，才吃“晚饭”。

　　“之后躺上床，床头柜上放着安眠药和水。接着看文件，这些事不需要处理但需要看的，如驻外国大使馆发回来的电报，国内的内部参考，包括一些刑事案件的情况等。看到一多半，吃安眠药。药劲上来时，估计文件也看完了。关灯睡觉。这时候就差不多是早上五点多。”纪坡民说。

　　除了工作，领导人的文化娱乐生活非常少。仅国庆节有官方仪式的招待会，元旦和春节都没有活动。

　　日常娱乐能数得上算是不定期地看电影。年中国已与很多国家建交，一些外国大使馆有电影胶卷，“我们的外交部就跟他们商量，借来看，叫过路片，因为国内只有八个样板戏，没什么电影可看。”纪坡民说，影片都是没有翻译的，外交部就派人现场边看边翻译给大家听。

　　看电影的时候一般是中央领导人开会到晚上12点多，忙完休息时就支摊儿放电影。“中央内部有几个小电影摊子，基本上是军队一摊，“四人帮”一摊；国务院这一摊，是李先念张罗着，主要是邓小平、吴德、陈锡联，还有我爸。”纪坡民说，“主席、林彪、叶帅、王洪文家里可放电影，有小电影院，他们不来”。

　　这种活动经常也会惠及领导人的家属。“我看过几回那种过路片，他们去了以后，秘书通知家里面，我妈就领着我们去。领导人在前，我们家属在后，前后隔20米。邓小平一家都在前面。”纪坡民说。

　　“说是接待中央首长，其实是他们自己吃了”

　　“有一次，我爸去河南省委去开会，待了几天。我那时也在河南工作，去看他，会开完后省委管理处的人把他送上飞机，我和他们一起回来的车上，听他们说到省所吃熊掌。”纪坡民说，“这算账就算到我爸头上，说是接待中央首长，其实是他们自己吃了。”

　　在纪坡民的记忆里，家里没有吃过一次年夜饭，爸妈也没有办过一次生日，甚至全家人很少聚在一起。

　　“我摸着我爸的作息规律了，知道他早上四五点钟躺在床上看的那些文件相对不太重要，就选那个时候跟他多说些话。多的时候能聊半个小时，爷俩海阔天空地聊。”纪坡民说。

　　纪坡民坦言，因为父母的关系，兄妹几个在招工时还是“沾了点光”。“那时候是开始‘上山下乡’以后，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的孩子一般都当兵了，我爸那时候在河南，我弟弟妹妹都是那时下乡的，二妹妹下乡还不到一年，大妹妹下乡不到两年，就都当兵走了。我弟弟下乡时间比较长，待了4年，后来他上了大学，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照顾的成分。”

　　纪坡民告诉本刊记者，其母亲几天前刚刚过世，享年89岁。“我妈是八路军女战士出身，也是三八式干部，老资格。”纪坡民说，弟妹还在美国，等他们回来商量一下，再跟公家谈怎么操办追悼会。纪坡民提及，母亲去世后，房子可能会被政府收回。点击查看：是谁封杀了《毛选第五卷》？看完你就明白了。

　　一阵风吹来，屋檐下的风铃荡出清脆的乐声，转眼3个多小时在回忆中南海往事中已悄悄过去。纪坡民起身，带着本刊记者穿过一道门，来到第二进四合院，这是一座静寂的院子，正房显出破敝，门窗都没有装修过的痕迹，瓦楞上长了野草，时光在这里似乎停滞了。“这就是华国锋曾住过的屋子，我刚过世的母亲生前亦住在这里”。

　　就在这间尘封的房子里，华国锋做出了粉碎“四人帮”的重大决定。若不是纪坡民的讲述，没有人能将眼前平凡的老屋和恢弘的历史联结起来。

　　院落内，核桃树结满了青绿的果子，石榴花开得正艳，纪坡民爽朗又略显惆怅地说，“秋天时我应该还住在这里，你们可再来拜访，摘取果实”…(来源：网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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