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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栽绒毯的编织技术亦传自新疆。至元朝,蒙古栽绒毯已形成织造规模庞大、产品数量繁多、花色丰富的盛世局面。清代,蒙古进贡栽绒毯可分为漠南蒙古(今内蒙古)毯、厄鲁特蒙古(今新疆北部)毯两大类,其中以前者进贡数量为多。蒙古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早在明代就以“通贡”和“互市”两种形式进行。通贡,既是蒙古与明廷某种松散的政治隶属关系的表现,又是经济联系的一种特殊形式。蒙古封建主把通贡作为特权把持着,他们经常派遣大批使臣,带着马驼、皮货、毛毯等方物,去明廷朝贡。明廷则借用赏赐的名义予以钞币、绿绢、衣帽、靴袜,乃至金银首饰、乐器珍玩、书籍纸张、贵重药品等等。互市是在明廷官方控制下,汉族和蒙古等族于指定地点所进行的一般贸易。明廷专门委任官吏负责组织、监督、管理市场事务,调剂市场货物和流动资金,筹备马价银,颁发抚赏金等等。

清代,为稳定蒙古与中原的经济关系,并实施对蒙古的统治,制定了对蒙古经济政策,提出了不修长城,以蒙古民族为塞外“屏藩”的观点。奉行清初对蒙古的联盟政策,加强对蒙古的政治和经济建设,使蒙古成为抵御外来侵略,保卫祖国边疆的万里长城。特别是清中期大规模地开展了扶植发展蒙古经济的活动。清宫廷对受灾蒙古的及时赈济,帮助蒙古发展农业生产。还多次派人到蒙古地区传授生产经验,颁布政策减轻蒙古牧民的经济负担。由于清政府的一系列方针使蒙古的畜牧业得以平稳发展,使得蒙古的制毯业环境也有了一定的保障,得以修养生息与发展。

蒙古地毯在这个时期发展很快,纹饰色彩等方面都有各种形式的变化。漠南蒙古栽绒毯纹饰古色古香。毯边饰万字纹、回纹,毯心纹样有四瓣花、团花、狮子滚绣球、折枝花、蝴蝶、石榴花、团花、夔龙、莲花、四合如意纹等。受佛教影响,多以黄色为地色,常饰以狮子纹。地毯用色中的白、蓝、黄为代表色。蒙古族原始宗教为萨满教,在萨满教中白色恰恰是吉祥的象征,所以“国俗尚白,以白为吉”。①萨满教尊天,因尊天而重蓝色。所以,蓝白在蒙古人心中是神圣的。蒙古人也信奉喇嘛教。在清政府的大力扶持之下,漠南蒙古新建寺院,入教人数空前。黄色是喇嘛教的代表色,因而在地毯上广泛应用。在纹样装饰上,除按宫廷设计的花样外,更多的是狮子滚绣球,再以折枝花作辅助图案。主纹饰中的狮子,也与藏传佛教有关。可见,漠南蒙古编织的栽绒毯,从花纹到色彩,都充满着浓郁的宗教气息。色彩搭配上,通常采用两晕色,如深蓝配浅蓝、白配蓝,或冷暖相配,如深蓝配杏黄等。

厄鲁特蒙古栽绒毯完全保留了蒙古传统的编织技艺。如在边经上为重边、过纬线细,且间隔密集等。但与漠南蒙古不同的是,厄鲁特蒙古(漠西蒙古)居住在今新疆地区,受到当地一些民俗的影响,图案多取材于当地人们喜爱的石榴花或内地崇尚的牡丹花、四合如意纹等,相互组合,并以硕大的花纹作四方连续布满整毯。地毯在用色上,毛纱彩色单调,深暗,一般只用四种颜色。厄鲁特蒙古栽绒毯的一大特点,是将本民族传统编织术与新疆及内地流行的花卉纹完美结合在一起。

在故宫的藏品中有一批清宫遗留下的地毯,其中就有产自蒙古地区进入到清代皇宫的地毯。早在年(明成化十六年)佛教新派—黄教喇嘛由西藏经青海传入蒙古地区后,召庙林立召庙中陈设大量的柱毯、门帘毯、坐毯、靠背毯等,极大地促进了蒙古地毯的发展。年定远营(现巴彦浩特)城兴建后,地毯织作技艺从新疆经宁夏传入阿拉善。阿拉善人王泰办起了第一家地毯作坊,此后,仅定远营附近就相继有二十多家地毯作坊,年产七八千方尺。这也就是最早的“手工打结”地毯。包头、呼和浩特、赤峰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地毯作坊。由于在图案中的纹样和配色形式有所不同。这就在地毯业形成了著名的“阿左路”和“包头路”之称。

清宫生活中的铺垫蒙古地毯与蒙古包罩帘毡

图1栽绒黄地回纹边四合如意毯

清宫所藏的内蒙古地毯图案构图形式是多不一样的,主要章法布局是有“边”(即大边小边)、“奎”(中心纹样)组成。也有没有“边”没有“角”,满“地”式纹样组成的构图形式。图案内容形式几何织锦、动物造型,还有菊花、莲花、石榴花、牡丹花、宝相花等。有皮钱、万字皮钱、寿字皮钱、八宝皮钱等几何纹样,有蒙古族古老的回纹、云纹和卷草,也有云、福、寿。边的装饰内容也很丰富,有各种各样的回纹边、珠边、云纹等。图案配色有一定的特色,最早的配色就是著名的“三蓝”配色,即白为底色,蓝是从深至浅几个不同的颜色,组成明暗关系错落有致,有节奏和韵律的图案配色。

清宫中所存的栽绒黄地回纹边四合如意毯(图1)属于清代早期漠南蒙古地区所产,它长、宽、绒高0.8厘米。此毯地经地纬以棉线为之,均为“S”形捻向,毛纱三小股捻为一股,起绒部分是用彩色羊毛线在经线上拴“8”字扣而成,每隔两道棉纬起一道彩纬,30.5厘米内起彩纬72道。此毯毯边饰回纹一道,毯心花纹两排一循环,一排八瓣小朵花、一排四合如意云纹,上下交错排列,组成四方连续纹饰。地毯用色有黄、香色、棕、粉、蓝、月白。地毯图案简洁、上色靓丽。整毯背附麻布里,以便铺用时有效保护毯基。根据地毯工艺特征与图案,当是宫廷出纹样,由漠南蒙古(今内蒙)承织。

蒙古的地毯风格给人们的感觉是敦实、豪放,外刚内秀。满地铺花的栽绒紫地蓝花地毯(图2),属于清晚期漠西蒙古编织毯长、宽厘米,此毯毯基为棉经棉纬,均由毛纱三股合一股。经线捻向为“Z”形,纬线捻向为“S”形,起绒部分以彩色丝线拴“8”扣栓头,每隔两道棉纬起一道彩纬,30.5厘米内起78道彩纬。此毯并无毯边,不详何故。毯心主花纹为四合如意云,并以石榴纹作辅助花纹,以此构成一个花纹单位,再以四方连续的构图法布满整毯。所用颜色有紫、黄、蓝、白等。紫黄颜色的运用透着北方民族的庄重大方,蓝白相间的用色显示出了灵秀风格。此毯背面的过纬线、边经采用蒙古传统编织技法,但纹饰题材与花卉造型却具有明显的清代新疆地区风格。可以断定此毯是地处新疆的漠西蒙古编织的作品。

栽绒黄地五蝠花卉狮子滚绣球地毯(图3),长、宽、穗长4、绒高1厘米。此毯是清晚期漠西蒙古(今内蒙古)地方织造的栽绒地毯,毯基为棉经棉纬,经纬线均为“S”捻向,“8”字扣,每过两道纬线起彩纬一道,30.5厘米内起彩纬73道。它共有三道毯边,最外为素边,中间是二方连续的勾莲纹,里面是连珠纹。毯中心是五蝠捧寿图,间饰以各种散花,四角为狮子滚绣球图案。用深蓝、浅蓝、月白、木红、腓色、白色、烟色、褐色、黄色等颜色。大量采用三晕色,富有立体感。整个地毯编制紧密,构图协调自然,色彩厚重大气,丰富了纹饰的层次感。此毯采用了宁夏工艺,但图案设计却是漠西蒙古的构图风格。

清宫生活中的铺垫蒙古地毯与蒙古包罩帘毡

图2栽绒紫地蓝花地毯

蒙古族是属于一个游牧民族,逐寒暑,随水草畜牧,在各处往来迁徒。在居住方面自然少不了蒙古包的建筑形式,这和清代统治者满族的生活习惯是相通的,清代《黑龙江外记》载“穹庐,国语(即满语)曰蒙古。读‘博’为‘包’。”故清代开始将穹庐称之为蒙古包。蒙古包是满族建筑中的一部分,正如嘉庆帝所言“盖满州旧俗,通巡幸行围驻群之处,向俱携带毡庐帐房,随处支立行营。”②所以在宫廷中就有毡毯制作的蒙古包,它是为了迎合清宫皇室成员在外狩猎时所用,乾隆时期围猎活动频繁,在野外的活动就要遮风挡雨,又要保温性强,还要符合皇家的高贵华丽的心态,而在素毡的蒙古包上在罩上一层帘罩即起到保温防尘的作用,又美化装饰了蒙古包。下面这件白毡里黄地紫花呢镶绫蒙古包隔断毯(图4)就是乾隆皇帝在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围猎活动时所使用过,它长、高厘米。为乾隆时期皇家蒙古包用帘罩,图案风格中西结合。其主体为黄色多啰呢,由于多啰呢具有质地柔软、着色鲜艳、保温性强、便于携带等优点,非常适合制作移动性的蒙古包毯。帘罩边饰以红色抽象西洋花卉图案,黄色哆罗呢底上印着石榴和缠枝莲花,红地黑花的哆罗呢镶边。主体黄色为帝王色,红色则代表了喜庆祥和。帘门部分则是中国传统的门饰格局,隔断开三座门口,两侧门低于正中门口,为随墙开门不施装饰。正中门口附白绫绘画的横眉与落地花罩,裙板、绦环形象逼真。横眉、落地花罩上字画相间,帘门毯正中是宫廷画家钱维城的彩绘《秋菊图》花卉图,两边对称有书法家于敏中书写的乾隆御制诗文“野马”诗与“气候”诗,字画相映成趣,高雅别致。正门侧边为宫廷画家方倧的画作,下方与之相接的是象征天子的龙图案,毯最下面是传统的海水江崖图案。毯面整个图案寓皇家的尊贵与文人的雅致于一体,又有游牧民族的特性,美观和谐的观赏性与舒适保暖的实用性得到了很好的结合。

蒙古包内的隔断毯,是毯中的精品。在蒙古包内设宝座,需将毡帐内分割前后。其隔断有壁毯、围墙毯和隔断毯等多种。如档案记载,雍正年间曾在乾清宫西丹墀搭建板房,内设羊皮帐子一架、白氆氇围墙两分。雍正九年(年)十一月初五日皇帝下旨:“乾清宫西丹墀下拐角板房东一间羊皮帐内,原安设床移在前边安设,后边添座床一张,两边安牌插。皮帐中间做一口角门,二面羊皮帐隔断,其隔断上两边各开一方窗,衬纱……床上铺氆氇。两边皮帐璃窗,对玻璃窗板墙开一方窗。”③从这件蒙古包帘罩的华丽程度就可想象到皇家在蒙古包内的生活是多么的奢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使乾隆觐见记》中就记载着乾隆皇帝的“御幄作圆形行,圆径长左右二十四码至二十六码之间,用国多撑之,柱上有镀金者,有给各种花纹者,有加漆者,各适其地位及距离之适宜而排列之。幄中一切陈设之物,如桌椅及一切木器,既穷极华丽,而壁绒、懂幕、地毯、灯笼、缨遂、窗帘之属无一非精品,而巨颜色之相配,无一不斟酌适宜,置日光问,目下所及,但党金壁辉煌,五色交错。”④可见皇帝的外出活动,居住蒙古包是他宫廷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蒙古包是游牧人的居室。元代宫廷曾建造宫殿式的蒙古包。包内宽敞,可容纳数千人,绣楣彩绳,十分壮观。清代皇帝外出巡幸、狩猎及举行重大活动时,也搭建毡帐和蒙古包,“盖满洲旧俗,遇巡幸行围驻跸之处,向俱携带毡庐帐房,随处支立行营。”⑤乾隆皇帝曾在热河万树园御幄蒙古包中欢迎和宴请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节。清朝设有理藩院专门处理蒙古以及一些外国事务。蒙古朝贺属于理藩院管辖的事务,乾隆《大清会典则例》理藩院部分记载:一、朝觐。顺治五年定,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都统等,准于年节来朝。六年题准:蒙古朝觐之期,每年定于十二月十五日以后二十五日以前到齐,一朝仪。国初定,蒙古王、贝勒等凡遇年节皆会集于各扎萨克处,咸朝服望阙行三跪九叩礼。康熙二十六年题准:朝觐来京之王等,凡遇祭祀一例斋戒,遇朝会按班齐集,违者罚俸六月。三十二年议准:蒙古王、贝勒及俄罗斯等处来使,如遇年节、冬至及凡遇庆贺,皆行三跪九叩礼。来使凡遇召见赐茶及赐燕,均行三跪九叩礼。食毕行一跪三叩礼。三十九年覆准:王、贝勒、台吉等来朝,凡遇祭祀坛庙斋戒行礼处,停其陪祀,令于午门外按翼排班,候圣驾出入时,与不陪祀之在内王公一例迎送。⑥

清宫生活中的铺垫蒙古地毯与蒙古包罩帘毡

图3栽绒黄地五蝠花卉狮子滚绣球地毯

在乾隆五十六年哈萨克等热河朝觐筵宴赏赉各事宜清单记载着:“乾隆五十六年,哈萨克罕瓦里苏勒坦之子弥宰随带副使四人跟役二人,于七月二十五日到热河令伊等。在德汇门外搭葢蒙古包居住,二十六日带领伊等瞻仰天颜,看戏本日赏阿弥宰……(及跟随人员赏赐各种珠宝衣料)。观回赏哈萨克罕瓦里苏勒坦……漳绒二匹,茶叶四瓶,氆氇四匹等。于八月十四日晚膳后令伊等在万树园赏看烟火于十六日起程。”⑦

“乾隆六十年,哈萨克罕瓦里苏勒坦之子阿弥宰,原哈萨克罕阿布赉之子沙穆汉墨特,哈萨克王杭霍卓之子博库克等三人。哈萨克公卓勒齐之子霭霍卓,哈萨克台吉萨满之子陶克占,哈萨克台吉嘉纳伯克之弟巴刺克,哈萨克台吉阿迪勒之子萨提等四人,随带副使二十二人,跟役十一人,于七月二十二日到热河在德汇门外搭蒙古包居住,带领伊等瞻仰天颜,本日赏阿弥宰,沙穆汉墨特,博库克……(及跟随人员各种珠宝衣料、火镰、茶叶、漳绒等物品)于八月十四日晚膳后令伊等在万树园赏看烟火于十六日起程,阿弥宰等入观前期向由理番院将花名知照,内务府照例办理。万树园筵宴向由内务府掌仪司会同理番院等衙门照例。”⑧

清代元旦后宴请蒙古、回部、番部年班入觐的王公贵族,也常在保和殿、中正殿、抚辰殿等举行蒙古包宴赏活动。蒙古包易于搭建与拆除,具有很大的流动性、简易性,可满足清宫廷不同场合、不同性质活动的进行。这些蒙古包的搭建,是依托各种毯子得以完成的。因此,蒙古包用毯,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清宫用毯的特色。

清帝“御幄”用黄色毡,大臣的“蒙古包”用青色毡蒙古包用地毯,分内、外铺设。蒙古包内铺设的地毯形制有长方形、也有依蒙古包内直径而铺设圆形的。质地有栽绒毛毯、毛麻混纺的平纹毯、纯羊毛擀压而成的厚毡、漳绒毯。其纹饰依活动内容而变化,如年节及喜庆的日子,内铺龙纹、缠枝莲纹的地毯;皇帝的万寿节、皇后千秋节,则铺设有鹤纹的地毯,以示长寿。在蒙古包外铺设地毯,是指铺在进出口处而将地毯露于包体外的用毯形式,这种铺设法多依朝廷举行特殊活动所为。这类用地毯的图案的象征性极为鲜明,通常与参与活动中人员的特殊民俗风情、宗教信仰及其皇权神圣等因素,或独立、或相互交织,在地毯中得到表现。蒙古包的外用地毯比内用地毯更为考究。蒙古包用地毯的情景,可依当年清宫任职的西洋画家郎世宁等人,以写实的手法绘制成《弘历射猎聚餐》(图5)、《万树园赐宴图》(图6)得到印证。它描写了乾隆二十年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准噶尔部首领饮赐宴时的情景。又经查证,现藏品中由宁夏编织的“白地菊花边狮子滚绣球栽绒毯”,即是乾隆帝“御幄”门前铺用的地毯。

清宫生活中的铺垫蒙古地毯与蒙古包罩帘毡

图4白毡里黄地紫花呢镶绫蒙古包隔断毯

清宫生活中的铺垫蒙古地毯与蒙古包罩帘毡

图5弘历射猎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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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万树园赐宴图

清宫廷不仅仅在外用毡幄,在皇宫中也根据情况随时搭建例如:雍正八年(年)十月三十日,《活计档》记载:“宫殿监副侍苏培盛传旨做毡查查里一架,面宽一丈七尺,入深一丈二尺,沿高六尺,钦此。本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定得俱系窗户档锭黑毡镶蓝布云周围下身贴砍墙板成造,外门高五尺七寸,宽四尺二寸,记此。于十一月二十四日照尺寸做得毡查查里一架,领催刘关东持进安讫”。引文中“查查里”,满文读如“cacari”,意即凉棚,或帷幄,查查里,即毡幄。有围帐的凉棚,或安设帷幄。

雍正九年(年)二月二十三日,《活计档·皮作》记载,太监张玉柱传旨做查查里一架。随后量得面宽一丈四尺,进深一丈一尺,于二月二十八日做得黑秋毛毡查查里一架。同年十月初九日,《活计档·木作》记载,唐阿苏尔迈取来苇席查查里一座,传旨将苇席拆去不用,将原毡换上粘补妥当,以便往内安设。其后,唐阿苏尔迈将苇席查查里(苇席帷幄)一座持进,安在乾清宫丹墀。⑨可见清代宫廷对蒙古包的这种生活形式,清代皇家更加留恋。

总之,蒙古地毯受萨满教、藏传佛教、黄教喇嘛多种教派的影响,在编织地毯的图案、色彩上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现形式,萨满教崇尚白、蓝色调,佛教崇尚狮子形象,黄教崇尚黄色调,所以这就奠定了蒙古地毯的色彩风格,在与各教派及中原的交流中,采取了佛家的特有纹饰,还吸收运用了中原地区的民俗吉祥纹样与之融合,组成了蒙古地毯当中的特有的纹饰内涵。蒙古包做为特有的建筑装饰形式,表现了蒙古民族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揭示了清代满族生活习惯与其有共同之处。

本文转载自满族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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